从货币视角发掘历史,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思

原标题:历史 | 万明:中国 de 白银时代

编者按

《万历会计录》是迄今留存于世的中国古代唯一一部国家财政总册,系张居正改革期间根据全国各地财政报告文册汇总编纂而成。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段,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和经济全球化的开端。一对于明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最初笔者是从海外政策角度开始探索的。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政策是浮在表层的,在政策演变的背后,影响政治的更为重要的因素不是政策变化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的变动,或者说是时代的演变。如果仅在政治史的范畴里,停留在政策层面,就难以理清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动。因此,社会变动的原因需要深入到极为复杂多变的社会内部去探求。在中国历史上,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是在明朝时期。单就研究明代白银本身,已经构成了货币史的重大意义。然而,其意义却又绝不仅此而已。西方学者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中译本出版后,白银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一时书评如潮。但是,这部书的出版并没有弥补以往白银研究的不足之处,相反倒是使研究的实证问题显得尤为突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晚明社会出现的令人瞩目的变化,主要是从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发展角度加以论证和解释。对于以往形成的“规范”认识,近年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层反思和质疑,这说明研究正在走向深化,研究范式的转换势在必行。但是,迄今学术界没有对货币经济在晚明迅速发展的现实给予足够的注意,很少留意白银在明代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以及白银货币化过程的重大影响。事实上,货币经济发展与商品经济发展紧密相联系,却又有着相对独立性。货币变动不一定是商品经济变化的直接和必然的结果,这一点已为货币学家所证实。笔者对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考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并试图以此作为一个全新视角对晚明社会变迁进行探索。二白银在明代经历了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明初,白银不是合法货币,明朝禁用金银交易。翻开《大明会典》,明朝典章制度中有“钞法”、“钱法”,却没有“银法”。但是,明后期白银普遍通行于全社会,白银占据了货币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迄今为止,对白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外学术界均以《明史》中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为根据,认为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然而,《明史》的高度概括是有问题的。经过对明初至成化年间徽州地区土地买卖交易契约427件中使用通货情况进行分析,明代白银不寻常的货币化过程就彰显了出来。明代白银货币化是自民间开始,经历了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到成化、弘治(15世纪末16世纪初)以后,才为官方所认可,自上而下地展开。最重要的展开方式是赋役折银。明朝成、弘年间以后,白银从官方非法货币到事实上的合法货币过渡,白银货币化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随着白银货币化步伐的加快,白银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货币的流通,就不可能有活跃的市场,贵金属货币流通、循环,注入人们全部社会经济生活,使得市场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市镇的兴起,都是从这里开始,或者说可以在这里得到根据。由此,带来一系列制度变迁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整体的变迁。到嘉靖年间,这一货币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这条法令,是明朝在白银货币化客观现实下,明确“银钱兼使”的法令。其重要性就在于,这是明朝首次以法权形式肯定了白银为合法货币,而且是用法权形式把白银作为主币的货币形态固定了下来。因此,也可视作明朝建立银本位货币体系的证明。西汶艺术网三由于白银渗透到整个社会,促使社会各阶层上上下下产生了对白银的需求。这一巨大的日益增长的白银需求,使当时国内白银储存量以及银矿开采量严重不足的矛盾凸显了出来,求远大于供,白银价值增大,向海外的寻求成为必然。旧的对外贸易模式朝贡贸易不能满足需要,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兴起,明朝海外政策发生转变。市场极大地发展,在基本覆盖了全国以后,迅速向海外扩展。中国海外贸易的开展,直接刺激了日本银矿的发现和开发。与此同时,西方葡萄牙人东来,恰于16世纪40年代到达日本,他们立即发现中日间丝银贸易可以获得巨大利润,于是积极参与其间,开展了活跃的中介贸易,并将贸易范围扩大到欧洲。西班牙扩张到亚洲以后,也几乎立即发现了需要白银换取中国商品的事实,紧接着就出现了美洲银矿的疯狂开采和运输。这些事件的发生,似乎不能以时间的偶合来说明,而只能以中国需求推动了世界矿产的开发来解释。因此,日本银矿产量的突然急剧增长,应该说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在中国巨大需求的刺激下促发的。而谈到美洲白银,我们以往大多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西方开始探寻新航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黄金的需求,而不是白银。美洲白银在16世纪后半期被大量开采出来,与对中国贸易需求有着紧密联系。可以说,正是中国白银货币化推动了日本、美洲白银矿产的大开发。丹尼斯·弗莱恩和阿拉图罗·热拉尔德兹提出世界贸易在1571年诞生的观点。我们认为,如以上述活跃的白银贸易为起点,那么时间应该提前到16世纪40年代,也就是中国对于白银产生大量需求,并且开始向海外寻求的时代更为贴切。正是从那时起,一个世界贸易网络开始建立,世界市场雏形开始出现;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在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历史的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已经显示了出来。四明代是中国历史上货币发展最为复杂、变动也最大的时期,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白银由民间社会自发崛起。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的这一白银货币化进程,形成了强劲的发展趋势,不仅完成了货币体系的转变,而且渗透到全社会,引发了社会巨变。以贵金属白银为标志,明代中国与两个重要历史转折开端相联系,一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简言之,在多层面的深刻变迁上体现了出来:货币层面,从贱金属铜钱向贵金属白银转变;赋役层面,从实物和力役向货币税的转变;经济结构层面,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社会关系层面,从人的依附关系向物的关系转变;价值观念层面,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社会结构层面,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鉴于此,我认为白银货币化过程,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市场经济萌发的过程。这是我们研究晚明社会的一把钥匙,证明了晚明社会变迁带有根本性社会转型的性质。西汶艺术网另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开端。白银货币化是转型变革中的中国与正在形成中的整体世界相联系的产物,也即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产物。这里所要强调的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变化,白银货币化初步奠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市场经济萌发并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扩展,中国由此主动走向了世界。而不是如既往所认识的,是西方东来,中国才被动地与世界衔接起来。世界经济体系不是西方创造的,当世界逐渐形成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之时,明代中国曾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为整体世界的出现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就此而言,明代白银货币化意味着中国社会转型和整体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它在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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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大金融思想沙龙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二级研究员万明围绕“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全球大合流”展开了主题演讲。内容包括对白银货币化概念和发展阶段的解读,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的考察,中国与全球的互动,并提出白银货币化是近代的开启,同时促进了中国与全球的互动,中国参与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的结论。

货币;白银货币化;发掘;视角;财政

原题:中国的“白银时代”与国家转型

主讲人 | 万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二级研究员

《万历会计录》是迄今留存于世的中国古代唯一一部国家财政总册,系张居正改革期间根据全国各地财政报告文册汇总编纂而成。全书百余万字,提供了明代财政收支的种类、数目及其沿革状况。这样一部大型财政总册,理应成为明代财政史研究最基础、最重要的资料。遗憾的是,因其数字浩繁,一直未得到有效利用,这不免使得本就薄弱的明代财政史研究难以走向深入。

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中明确说:“一直到元末,白银还算不成十足的货币。”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已行铜铸币,秦统一后在全国推行外圆内方的铜钱,由此铜钱成为中国古代通行一千多年的货币,而中国又是世界上首先发明和使用纸币的国家。白银在明朝成为主币,这已是学界的共识。但是,白银怎样成为主币,或说白银如何货币化的?长期以来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却缺乏专门探讨。中外史学界对于外银大量流入中国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形成的一种认识是中国出口商品使世界白银流向了中国。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就是如此自然和简单吗?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是德国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所作的一部史学著作,一九九八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中文版于二〇〇〇年问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译为《白银资本》,在读者中引起了“白银热”。我本人在一九九九年立项从晚明社会变迁角度研究明代白银货币化问题时,还没有看过这部书。我研究明代白银,始于当我翻开明朝典章制度总汇《大明会典》时,唯见“钞法”、“钱法”,却没有“银法”。这说明白银原本不是明朝的法定货币!因此,我认为从明初禁用金银交易,到全社会普遍用银,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再到主币的货币化进程,是一个极为不同寻常的历史现象。换言之,我要考察的问题是中外史学界以往研究的缺环:首先,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其次,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如何影响中国和全球的历史?

主持人 | 何平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明史专家万明与数学教授徐英凯联合攻关,采用历史学与数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耗时十余年,在对《万历会计录》系统整理和创新性发掘基础上,就其性质及其所反映明代财政体系的基本特征、变革趋向进行深入研究,于2015年11月推出《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

追寻历史,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是在明代。大规模行用白银,是明代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发展到晚明时期,白银作为主要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重要作用,并且自此直至一九三五年被废止,白银在中国通行了约五百年,这五百年,我们将之称为中国的白银时代也不为过。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概念,包括五重涵义:其一,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完全货币形态的过程;其二,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再到整个社会流通领域主币的扩展过程;其三,白银形成国家财政统一计量单位和征收形态的过程;其四,白银形成主币,中国建立起实际上的白银本位制的过程;其五,白银成为世界货币,也就是中国参与第一个世界经济体系或者说经济全球化建构的过程。因此明代白银货币化作为一个典型个案,是全球史的一部分。

观点整理 | 刘文婕

跨学科视角与整体史观

土地买卖契约文书的考察证明,十四世纪末从市场萌发开始的白银货币化,至十五世纪下半叶经历了自下而上至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在十六世纪初奠定了白银在流通领域的主币地位,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这本来只有中国本土的意义,而这一意义由于十六世纪全球化开端,日本、美洲白银矿产资源的发现、开采和进入全球贸易而呈现出了新的意涵。白银货币化是中外变革互动的一个典型事例。十六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与全球互动的关节点,一方面美洲白银经西班牙拥有的马尼拉海上国际贸易航线大量输入中国,中国丝瓷商品远播全球;另一方面在中国一系列赋役改革之后,张居正改革的重要文献《万历会计录》——迄今中国古代唯一传世的国家财政会计总册,见证了以白银货币作为计量单位的部分财政收入,伴随赋役—财政改革的全面推进,转型趋势明显:中国古代两千年以实物与力役为主的财政体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转型,这一划时代的变革,标志着中国由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的开端。

以下为会议演讲实录

全书分整理篇、统计篇与研究篇,三篇层层推进。整理篇对《万历会计录》中所有数据以现代统计表格的形式进行整理。统计篇对整理篇中的表格及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通过比较和归类,编制134个统计表格。在前两篇基础上,研究篇以统一的白银作为计量单位,将《万历会计录》中所有的收支数据折算成白银,以表格形式对当时全国的财政规模进行统计分析,计算出白银货币在明代财政中的货币化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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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葡娱乐场388官网,一、研究白银货币化的动机

计量史学虽于20世纪80年代即已引起中国史学界的关注,但囿于学科限制,既有成果中鲜有运用计量史学研究的佳作。《万历会计录》大型数据文献的特性和两位整理研究者的学科优势,使计量史学在书中得到很好的应用。作者不仅运用基础数理方法对《万历会计录》中4.5万个数据作统计处理,而且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模型和随机数学中的线性回归模型,结合其他文献资料,补遗了《万历会计录》卷六山东田赋的全部缺失,试图复原16世纪明代财政全貌。

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的考察

16世纪可以认为是全球化的一个开端,那么明代的白银货币化作为全球化的一个典型的个案,它恰恰是全球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研究白银货币化?这是因为在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中有一段话,元朝末年白银还没有形成完全的货币形态,所以我从白银货币化的角度来切入看它如何货币化。今天我的讲题把白银货币化和全球大合流这样一种趋势结合起来看经济全球化开端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什么。

该书的出版使《万历会计录》这部卷帙浩繁、数字庞杂的大型数据文献得以为学界方便利用。而以白银货币化为切入点,将晚明财政史与社会变革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对晚明社会变迁、国家转型及其与全球化的趋同性进行深入阐释,体现了作者的整体史观。

从明初的禁用金银交易,到白银成为社会流通领域的主币,明代存在一个白银货币化的过程。从时间上看,全球贸易的开始,已在十六世纪以后。对于白银货币的实证研究,我们的出发点建立在对中国本土历史事实的探求,白银问题必须上溯到全球贸易以前更早的时期。

中国自14世纪末就开启了一个白银时代。白银货币化崛起于市场,我认为一直到1935年结束,1935年中国才在国际的全面压力下废除了银本位,因为那时候国际上已经是金本位,但是中国起初一直坚持自己的银本位制,所以我们说这个白银时代如果从明朝开始大约有500年之久,这个确实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经济现象,这样的白银时代是怎么出现的?我的工作主要是从这里开始的,从中国的本土出发,我是做明史研究出身,我是从中国本土的第一手资料出发来考察中国和全球化开端的这种关系。

白银货币化的切入点

迄今为止,明代白银所发生的这一巨大变化,中外学界一般均以清修《明史》中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为据,以为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然而,《明史》的高度概括是有问题的。通过对明初至成化年间徽州地区土地买卖交易中四百二十七件契约使用通货情况的分析,可以发现明代白银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明代白银的货币化是自民间开始,到成(化)、弘(治)以后才为官方认可,自上而下地全面展开,最重要的展开方式是赋役折银—征银。以成化、弘治为界,官方认可白银从非法货币向事实上的合法货币过渡。伴随白银在赋役改革中渗透到整个社会,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市场前所未有地更加活跃起来。明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市镇的兴起,特别是大量外销丝绸和青花瓷,都可以从这里得到根据。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制度变迁、社会变迁,直至国家财政体系乃至国家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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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白银从民间自下而上崛起到逐渐成为社会流通领域主币,再到获得国家实际认可,最后进入银本位制阶段并全面渗透到国家财政结构,这一过程不仅是财政结构的变革和财政体系的转型,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明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新线索”。

明初推行宝钞,禁用金银交易。自十四世纪末开始,随着民间用银——官方赋役折银,白银货币领域极大地扩展,白银逐渐成为流通领域中主币的趋势明显呈现。成化二十三年(一四八七)孝宗即位后,丘??上《大学衍义补》,其中对货币问题的专门论述反映了当时人对货币现实的思考,折射出的是民间白银货币化的现实。丘??提出“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而一权之以银”,说明他看到了“朝野率皆用银”的趋势,因此主张以银为上币,作为价值尺度,建立银本位制。这是符合当时货币流通现实的建议。与此同时,十五世纪末白银货币化在社会内部的膨胀,已促进了海外贸易和移民潮的出现,使得货币和财产进一步活跃起来,唤起了人们新的、更大的白银货币需求。嘉隆之际,十六世纪初,是钱与银的最后较量达到白炽化的时期。嘉靖年间,白银在社会现实中已经占据主币的地位。此时,一方面出现了国家财政上银库的入不敷出;另一方面,社会上从皇族到小民都有对于白银的需求。巨大的白银需求引起供给的紧张是可以想象的,交换的根本推动力来自供求关系,在国内白银开采和供应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人们将寻求的视野投向海外是很正常的。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兴起,以及明朝海外政策从政治层面向经济层面的转换。隆庆初年,明朝不仅以法权形式确立了白银的主币地位,而且还有重要举措,即在福建漳州的开海和在广东澳门的开港,也即对澳门政策的确立。

另外,我认为在这个时代中国以白银为媒介走向了一个全球的大合流。16世纪是全球化的开端,经济全球化的开端,是一个白银流动于全球的时代,因此说那是一个白银时代也不为过。明代白银货币化作为一个典型个案,是全球史的一部分。在明王朝统治中国的277年间,白银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明初朝廷禁用金银交易。白银不是合法货币。翻开明代史籍《大明会典》,惟见“钞法”和“钱法”, 却不见“银法”,说明白银不是明朝的法定货币,也就没有制度可言; 但是发展至明后期,白银通行于全社会,占据了货币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那么白银货币化是如何形成和确立的?这是我十几年来一直追寻探讨的问题。

全书沿着财政体系的脉络,解读明代社会变迁和国家转型,认为晚明以货币为本位财政体系的确立,不仅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端,也是现代货币财政的开端,而其更为重大的意义则在于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作者将其归纳为六方面的转型:中国货币体系从贱金属铜钱转向贵金属白银本位制,即自由银制转型;中国财政体系从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转型;中国传统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型;国家治理的转型;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中国从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不仅如此,白银货币化还导致外银大量流入,进而使其成为世界货币,中国由此与世界连接互动,主动参与了全球化的进程。由此亦可发现,白银货币化所促发的变革是时代巨变,无论从深刻性、彻底性还是持续性(白银作为完全形态的货币长达500余年,至1935年后才废弃)上,都绝非唐宋或宋元变革所能相提并论。

从全球贸易出发,着力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影响,有学者认为是海外白银拯救了中国市场,促成明代“一条鞭法”推行全国。考诸历史史实,上述观点有本末倒置之嫌。我们知道,明代的赋役改革并不始自“一条鞭法”,我们不能忽视在万历初年所谓“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之前,已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一系列赋役改革。虽然改革名称不一,内容也不完全一致,但是几乎无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事实上折银成为明代赋役改革的一条主线,印证了赋役改革与白银货币化是同步的,赋役折银是明代白银货币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认为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 ,统一折银至征银则是明代赋役改革有别于历朝历代的根本特征。明代中国内部经历了一系列改革,以白银货币化与世界近代化进程趋同发展。

二、白银货币化的概念

通过对白银货币化进程的研究,作者为晚明中国历史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模式:市场萌发→明代白银货币化→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赋役→财政改革→财政体制转型→国家治理机制转型→中国从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这一解释模式不仅是学术观点的创新,也是研究范式的突破。在这一模式下,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均需我们深入研究或重新审视,比如,随着财政体制转型和国家铸币权的丧失,国家如何从商品流通的创始者、管理者,转化为依赖市场的需求者?其带来的问题有哪些?地方财政具体怎么运作?

白银货币化过程与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紧密相连,具有广阔的社会意义 ,促进了中国历史发展三大进程,无一不与近代化相联系:

白银货币化概念,我分为五个方面,首先,明朝的时候白银从贵重商品完全走向了货币形态,现在有许多同仁做货币白银化研究,他们认为明朝以前白银已经形成了货币形态,所以他们研究货币白银化,但是我认为白银货币化是在明朝经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发展过程,所以是在明朝的时候白银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

澄清学界模糊认识

进程一: 赋役折银——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从身份到契约——与土地分离—雇工人和商帮群体形成——市场化进程。

第二,白银是从非法的货币到合法的货币,然后再到整个的社会流通领域的主币,这样一个过程我称之为明代的白银货币化过程。

凯恩斯曾经说过,“如果以货币的角度发掘历史,整个历史将会被颠覆”。该书以白银货币化为切入点,尝试澄清学术界对晚明诸多问题的模糊认识。

进程二: 赋役折银——农业从单一到多元——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农业商品化——商业化进程。

第三,白银成为了国家财政统一计量单位和征收形态。这在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都不具有这样的特征。我认为这是明朝的赋役改革-财政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的一个新的特征。

首先,对张居正改革进行重新诠释。《万历会计录》是“张居正改革的产物,是张居正改革的历史见证”,也是“反映改革情况最可靠、最详备的文献资料”。该书以《万历会计录》所反映的白银货币化问题,作为重新认识张居正改革的切入点,认为张居正在白银货币化已占据主导地位情况下,在此前一个半世纪改革量的积累达到临界点时开启全面改革。而改革的关键就是编纂《万历会计录》,清丈全国土地,从而推进国家财政全面货币化,为白银货币成为财政主体奠定基础,促成现代货币财政的开端。

进程三: 赋役折银——农村从封闭、半封闭到开放——市镇兴起——城市化进程。

第四,白银形成了主币,中国开始建立实际上的白银本位制。以现代的本位制概念来说不能够完全吻合,所以我说它是实际上建立起的一种本位制,因为它在流通领域成为主币,以后它又确立为财政统一的计量单位和征收形态,所以实际上它是建立了一种白银本位制。

其次,试图反驳黄仁宇“洪武型财政说”。1974年,美国学者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该书在中国翻译出版。黄仁宇在书中提出“洪武型财政说”,并将其“作为明代中国财政保守、僵化、落后的象征”。黄著对相关基础文献数据资料基本上弃之不用,而是仅仅凭借西方经验模式,“采用较为随意的史料撷取与统计估测”,对中国明代财政作了全盘否定。鉴于黄著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为清除其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理论预设对读者的误导,万明女士用翔实的资料和严谨的逻辑分析,从历史观和方法论两个层面阐释了“洪武型财政说”的偏狭。

以上三个进程,总括起来是一个农民、农业、农村的大分化过程,晚明社会所谓“天崩地解”的社会变迁就由此开始。

第五,白银成为世界货币,中国与全球发生互动关系。作为世界货币,我们都知道欧洲铸造银币,但是在中国银币并不是一个合法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能通过白银和全球发生互动,那么白银就成为一种世界的货币,中国的白银货币化实际上包含了这层含义在概念中。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经历一个半世纪的赋役改革,白银货币化基本奠定,迎来了新一轮的改革——以财政为中心的张居正改革。张居正作为改革家在全国颁布《清丈条例》,成为财政体系转型的根本大计,带来的结果是“一条鞭法”统一征银的水到渠成。从《万历会计录》到后来的《赋役全书》,可见明朝财政体系转型的成功。张居正改革重建的新财政体系,是从以实物和力役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全面转型,这是中国两千年国家财政体系的根本转型,至此开启了中国从传统国家与社会向近代国家与社会的转型。尤为重要的是,这是明代中国与世界近代化进程趋同的发展历程。

三、白银货币化发展的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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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始自洪武末年白银从民间市场自下而上崛起的起始阶段;

白银货币化与日本、美洲银矿的开发

第二,以成化、弘治为标志,白银为国家官方所接受认可,随即自上而下全面铺开的迅速发展阶段;

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或者说基本奠定,使中国产生了对于白银的巨大需求,当白银的国内资源不足,中国市场极大地扩展,超越国界、走向世界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此白银货币化发展过程与全球互动有着密切关系。

第三,以嘉靖初年为标志,白银形成社会流通领域主币,成为国家实际认可的主币的定型阶段,标志中国进入社会变迁-转型阶段;

明代后期海外输入的白银主要有两个源头,一是日本,一是美洲。

第四,以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为标志,白银货币全面渗透到国家财政结构之中,进入国家财政体系转型的新阶段,也即国家转型的新阶段。

第一,日本方面。这是中国外来白银最早的重要来源。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出产金银,虽然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前,日本就有向外出口的记载,但只是零散少量的。在与中国的朝贡贸易中,日本输出的货物主要是刀剑、扇子、屏风、硫黄等,并不以银为主。这种情况发生转变,是自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当时来自中国福建漳州、泉州的商船和来自广东、浙江的船只航行到日本九州,他们的主要目的,不再是以往贸易中的那些以物易物,而是以物易银。关于这一点,不仅在中国史料中大量记载,而且在朝鲜《李朝实录》中也有确切记录。有需求就有开发和供给,日本金银贸易史专家小叶田淳认为,日本金银矿山开发在十六世纪中叶出现激增,从那时开始,到十七世纪前半期的一个世纪,是明治以前日本金银产额最高的时代,其中以银的增产最为显著。这正是中国白银货币化加剧进行,中国对白银的需求急速扩大,国内开采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加速向海外寻求的时期。因此,日本银矿出产白银的突然急剧增长,应该说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在中国巨大需求的刺激下促发的。而日本对中国丝与丝织品的巨大需求,则构成了银产激增的日本方面的原因。

四、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的考察

第二,美洲方面。谈到美洲白银,以往学界大多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西方探寻新航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黄金的需求,而不是白银。或者说黄金是他们的首选。看哥伦布的日记,这一点非常清楚,当时黄金开采是西班牙在美洲的主要矿产。在美洲发现和开发早期,这条航线上运回欧洲的货物首先是黄金。值得注意的是,从寻求黄金到寻求白银的转换,也是从十六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开始的。美洲白银开采数量的激增,正是在阿卡普尔科和马尼拉建立起联系以后。西班牙到达菲律宾的棉兰老和宿务等岛,时间是在十六世纪六十年代,到达东方的西班牙人几乎立刻了解到中国商品对他们的意义,于是立即开始鼓励中国海商前往贸易。为此西班牙舰队司令黎牙实比曾命令舰队在海上遇到中国商船时要加以善待。西班牙人需要交换中国商品,却没有比白银更能吸引中国商人的商品,当时在欧洲各国实际上也存在着同样情况。如此说来,美洲白银在十六世纪后半被大量开采出来,与对中国的贸易需求有着紧密联系。

从427件徽州土地契约文书看白银货币化过程

此后美洲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中国,就渠道而言,存在着多条。美洲白银不仅从马尼拉流向中国,带动了整个东南亚贸易,也在运至塞维利亚后通过欧洲的途径运至印度果阿,再流入中国;更由后来到东方来的荷兰人、英国人直接运往中国,以换取中国的商品。即使是从美洲运到欧洲的白银,也辗转输入亚洲,大部分进入了中国,法国学者皮埃尔•肖努认为有三分之一流入中国,谢和耐认为二分之一流入了中国。我本人的研究,趋向于同意谢和耐的观点。

明初禁用金银交易,白银不是合法货币。从所见洪武至成化年间427件徽州土地买卖契约文书入手,可见白银货币化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

以上考察证明了一个事实:无论是日本银矿的开采,还是美洲银矿的开发,在时间上都与中国白银货币化产生的巨大白银需求、中国市场迅速向外扩张的时间相衔接,而流向也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白银货币化直接或间接推动了日本、美洲白银矿产的大开发。

1.洪武-建文时期宝钞已显示迅速衰落,白银货币化趋势明显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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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永乐-宣德时期宝钞经历巅峰后衰落,向白银过渡的实物交易出现;

白银货币化与全球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

3.正统-成化时期,宝钞逐渐绝迹于民间大宗土地交易,白银形成大宗交易的货币。

白银是促使全球贸易诞生的重要因素。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曾说:“贵金属涉及全球,使我们登上交换的最高层。”与白银相联系,一边是生产,一边是交换。起因于白银需求的中国市场网络的延伸,主要特征就是将世界各处的白银吸纳进来。与此同时,中国商品走向世界,市场扩大到了全球范围,中国参与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白银货币化并非国家法令的结果,是来自市场的萌发,经历了民间社会自下而上再与官方自上而下二者合流的发展历程,标志着中国货币经济化的进程。

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白银需求国之一,直接影响了白银作为国际贸易通用结算方式。中国商人只要白银,影响所及,对于东亚原来受中国影响很大的铜钱货币圈也冲击巨大,包括日本、朝鲜、越南都在向白银货币化发展。伴随白银货币的极大发展,市场超越了国界,形成了市场网络的全球性链接。概言之,以三条主干线,跨越三大洲,形成了三个大小不等的贸易圈,从而构建了一个全球贸易网络。这三条主干线是:

白银货币化的发展路径——一系列赋役改革与近代化进程

中国—东南亚—日本

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过程与一系列赋役改革推而广之的过程并行,经历一个半世纪的赋役改革,发展到张居正以财政为核心的改革:清丈田亩,一条鞭法水到渠成,通行全国。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特征,是从统一折银到征银,史无前例。明代赋役改革具有广阔的社会意义,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中国—马尼拉—美洲

进程一: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从身份到契约→与土地分离→雇工人与商帮群体形成→市场化进程

中国—果阿—欧洲

进程二:农业从单一到多元→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农产品商品化→商业化进程

作为三条航线终端的日本、美洲和欧洲,均为输入中国白银的来源地。其中,日本和美洲是白银的出产地,而欧洲主要是美洲白银的中转地。建立在这种供求关系上的全球市场,确立了白银的世界货币地位。换言之,中国白银货币化促使白银的世界货币职能得到了全面实现,于是一个首先建立在白银世界性运动基础之上,以白银为国际贸易结算方式的全球经济体系雏形产生了。这正是全球化的开端。

进程三:农村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市镇兴起→城市化进程

中国白银货币化促使中国与全球联系起来,在中国与全球之间建立了一种互动关系。作为全球史的一部分,青花瓷在当时独步世界,明代青花瓷的崛起与展开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个案。当全球史开端的时候,海上贸易连接起一个全球市场和整体世界,中国白银货币化过程最终完成,中国的变革与世界的变革联系在一起,以白银为中心的贸易网络,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从整体上初步建构了全球经济体系。青花瓷在此时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参与了全球的时空巨变,从中国本土传播到世界各地,引领了全球时尚潮流,构成了新的技术与知识融通的过程,展现了新的全球文化景观。

以上三个进程, 总括起来是一个“三农”的大分化过程,明帝国是一个农业帝国,晚明所谓“天崩地解”由此始,所以我们说明代从白银货币化的发展进程来看,明代中国是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这个转型实际伴随着一系列明朝制度的变迁,同时也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变迁。下面我们从国计和民生两个方面来看。

晚明国家的社会变迁与世界变革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明末中国社会危机的总爆发,与世界通货危机也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然而,比王朝衰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以白银货币化为先导的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也即中国从古代国家与社会向近代国家与社会的转型,至此遭遇了首次挫折。

白银货币化的发展路径——明朝制度和社会变迁

结语

从国计方面来看,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一系列制度变迁并行。比如田赋的货币化,徭役的货币化,因为折银国家财政收入就有推进货币化的问题;第二是从皇室、军费、政府开支等明代文献,说明国家财政支出的货币化;后来国家财政与白银货币化在全国铺开是同一的过程,不论云南还是贵州,尽管在国际财政中微乎其微,这个时期都已经有白银,空间分布逐渐扩大。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货币发展最为复杂,变动也最大的时期,以贵金属白银为征象,明朝中国与两个重要历史拐点开端相联系:一是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向近代国家与社会转型的开端,另一个是全球化的开端。这使明朝成为中国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重要转型时期。白银货币化在明代形成与最终奠定,中国加速走向货币经济化,整个国家与社会处于转型之中,形成了晚明中国最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从民生方面来看,白银货币化与社会变迁同步。首先,白银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之中,农民要把粮食拿到市场上获取银子才可以缴纳田赋,促进更多的农产品进入市场;其二,白银货币化与新的经济成分增长;其三,社会各阶层的商业行为;最后,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变迁,全社会产生了对白银的巨大需求,那么社会的价值观一定就会变化。

明代白银货币化诞生于全球化开端之前,在全球化开端之际与全球的互动中得以确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白银货币化的发展路径——张居正改革与国家转型

(一) 始自洪武末年(十四世纪末)白银从民间自下而上崛起的起始阶段;

《万历会计录》和《清丈条例》是张居正改革遗存于世的两部重要文献。《万历会计录》四十三卷,全书约百万字,包括4.5万以上数据,是一部明代户部财政大型数据文献,是张居正改革攻坚阶段的直接产物。也是迄今存留于世的中国古代唯一一部国家财政会计总册。

(二) 以成化、弘治(十五世纪下半叶)为标志,为国家官方所接受认可,随即自上而下全面铺开的迅速发展阶段;

《<万历会计录> 整理与研究》一书 :由我本人与一位数学教授徐英凯合作十余年完成。全书内容首为绪论,下分三篇。主要采用了统计列表的形式,共编制表555个,图28个,401万字。第一篇整理篇全面系统整理了原书数据列为表格,可以作为工具书利用;第二篇统计篇进行了比较、归类等简单统计分析;第三篇研究篇分为十章,以白银作为统一的计量标准,将原书中财政收支数据全部货币化,对全国财政状况进行统计分析;以应用数理统计多元分析中的系统聚类分析模型,补充了原书卷六山东田赋数据的全部阙失,基本复原了16世纪末明代财政主体的全貌,包括财政总量、结构与货币化比例,并有部分省份的个案研究。结果表示明代财政体系从以实物与力役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全面转型,标志了中国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

(三) 以嘉靖初年(十六世纪初)为标志,白银形成社会流通领域主币,成为国家实际认可的主币的定型阶段;

五、白银货币化:中国与全球的互动

(四) 以万历初年(十六世纪末)张居正改革为标志,白银货币全面渗透到国家财政结构之中,进入国家财政体系转型的新阶段,也即国家转型的新阶段。

白银货币化与日本、美洲银矿的开发

作为近代开启的标志,白银货币化具有五大转型意义:

明代后期,中国社会有对白银的巨大需求,但国内矿产资源明显不足,故白银需求使市场超出国界成为必然,从海外输入成为白银的一个重要来源。海外输入白银有两个主要源头:一是日本,一是美洲。

(一)中国货币体系从贱金属铜钱向贵金属白银本位制转型;

无论是日本银矿的开采,还是美洲银矿的开发,在时间上都与中国白银货币化产生的巨大白银需求、中国市场迅速的全球扩张在时间上相衔接,而全球大量白银流向中国也是清楚的。由此得到结论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直接或间接地促发并推动了日本、美洲白银矿产的大开发

(二)中国财政体系从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转型;

白银货币化与全球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

(三)中国传统经济向货币经济,即经济货币化转型;

中国对白银的巨大输入,使中国参与到全球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之中。白银是促使全球贸易诞生的重要因素。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曾说:“贵金属涉及全球,使我们登上交换的最高层”。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白银需求国,直接影响了白银作为国际通用结算方式用于世界贸易。这种国际交换关系,一端联系的是中国商品,另一端联系的是白银,形成了市场网络的全球性链接。

(四)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围绕中国的三条主干线,跨越三大洲,构建了一个全球贸易网络:

(五)中国国家从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

1.中国——东南亚——日本;

全球贸易在何时开端?丹尼斯•弗莱恩和阿拉图罗•热拉尔德兹提出全球贸易在一五七一年(明隆庆五年)诞生的观点。我认为如以活跃的白银贸易为起点,至少应该提前到十六世纪四十年代,也就是中国内部对于白银产生巨大需求,并且向海外寻求的时代。

2.中国——马尼拉——美洲;

总之,明代白银货币化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出现,首先是中国社会内部蕴藏国家与社会转型趋向的产物;它的奠定,是转型变革中的中国与正在形成中的整体世界—全球相联系的产物,也即中国与全球互动关系的产物。中国并非是西方东来后被动地与全球衔接起来,由于中国自身内部发生的变化—白银货币化,市场经济萌发并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扩展,中国由此主动走向了世界。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不是西方创造的,明朝中国曾积极参与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为全球新时代的出现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3.中国——果阿——欧洲。

(《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万明、徐英凯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

丹尼斯·弗林和阿拉图罗·热拉尔德兹提出全球贸易在1571年诞生。1571年即明隆庆五年。我提出如以中国活跃的国际白银贸易为起点,时间至少可提前到16世纪4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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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货币化:中国与全球互动的影响

万明,女,汉族,1953年3月生于北京,籍贯江西九江。1969年参加工作,曾工作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分校历史系,1983年1月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到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文献》杂志编辑部任编辑。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许大龄教授攻读明清史专业研究生,1988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工作,后调明史研究室。1988年至今在历史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副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明史研究室主任、徽学研究中心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所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总量上,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总数极为庞大。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因此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而具体地说明了中国吸纳了全球的白银。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切不可忘记的,那就是这么多的白银,都是用中国商品交换而来的。以明代青花瓷的崛起与展开作为典型个案,独步世界的青花瓷参与了全球的时空巨变,传播到世界各地,引领了全球时尚潮流,构成了新的技术与知识融通的过程,展现了新的全球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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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白银货币化,白银不仅在社会流通领域成为主币,而且在国家财政体系中形成主要征收形态,标志中国白银经济或者说白银时代的形成,中国由此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参与建构了全球第一个经济体系。当17世纪全球货币危机来临时,对于中国也产生了影响:明朝亡于内外综合因素,但白银货币紧缩是重要因素之一;更重要的,是中国与全球的大合流,即与全球同步的近代化趋向性发展,遭遇到首次挫折。

【金陵读书9.12】金融、贸易、权力——《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

六、结论

时间: 09月12日 周三 18:30-21:00

明代白银货币化:近代的开启

地点: 南京 白下区 悠仙美地(新世纪店)7号包间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货币体系从贱金属铜钱向贵金属白银本位制转型;2.中国财政体系从实物与力役为主向货币为主转型;3.中国传统经济向货币经济,即货币经济化转型;4.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5.中国国家从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

费用: 30元(包间餐饮)

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全球化接轨

类型: 讲座-沙龙

白银货币化的出现,首先是中国社会内部蕴藏国家与社会向近代转型趋向的产物;它的奠定是转型变革中的中国与正在形成中的整体世界——全球相联系,也即中外变革互动的产物。

主办方: 金陵读书

中国并非是西方东来以后被动地与全球衔接起来。在16世纪全球化开端之前,中国自身内部发生变革趋向,白银货币化,市场经济萌发,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扩展,通过一系列改革,中国主动走向了全球。

活动详情

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不是西方创造的,明代中国曾积极参与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为一个全球新时代的出现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鸦片战争常被认为是传统中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根据时人观点及更多分析指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因拉丁美洲白银减产而起的危机,比战争本身带来的影响更深。拉丁美洲白银的骤减几乎颠覆了清王朝,其稍后的骤增,虽协助清廷平定相当因白银不足所引发的大规模动乱,但也使得中国的地位相对较不依赖美洲白银的东亚邻邦邻夷。在王权备受挑战之际,支持多元权威并存的传统思想涌现,于王权再行稳固之时,绝对权威的思想抬头而留存至今。全书可供了解世界货币史、清朝中衰史、清朝经学史、清朝文学史及中西政治经济思想比较之参考。

七、历史的启示

我们怎么去理解二战以来的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呢?《黄金、美元与权力》作者弗朗西斯·加文教授从美国和欧洲的文献挖掘以及应用经济分析和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对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黄金可兑换性进行重新评估。加文教授指出,布雷顿森林违背了传统智慧,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体系。很容易出现危机,需要不断的干预和控制才能继续运作。更重要的是,战后的货币关系并不是一种药膏政治,经常出现激烈争论甚至紧张的局面。事实上,在政治化的全球支付系统中,允许使用货币的国家强制实现政治和安全的目的,造成西方联盟内的深层矛盾。盖文首次披露了这种显著的影响,这种货币关系造成的裂痕在一个危险的冷战时期,使得美国逐渐实现自己的政治和军事战略。

明代白银货币化来自市场的萌发,经历了民间社会自下而上发展至结合国家事实上认可自上而下推行全国的过程,是国家、市场、社会互动的过程,也是近代化的启动,从旧的治理模式向新的治理模式的转型势在必行。

金融与贸易,是研究大国崛起或衰落的关键。重温历史,看看古代中国何以衰落。眼前的贸易战金融战,又何尝不是历史的再次重演。任何大国的崛起之路,必然不会一路顺风,必然是坎坷崎岖。

明代白银货币化,通过一系列改革而实现。说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近代转型,依赖于改革,改革是实现中国从传统到近代的近代化进程的必经之路。

主讲人:金陵客

明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向,与全球趋同——近代化历史发展进程,全球化开端的发展趋向是一致的,中国通过自身的改革走向了世界,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但是对于全球贸易和外银流入的依赖性大,是最终导致了王朝倾覆的重要因素。

金陵客 新浪微博:金陵客2010

明代白银货币化,直至1935年在国际压力下废止银本位制,白银才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中国的白银时代存在了约 500年,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独特的发展路径,这500年的历史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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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英国,用白银、鸦片加坚船利炮突围

在清帝国充分调动社会资源中,还包括对市场的分工、协作、交换的高度鼓励,而鼓励市场和交换的措施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康熙时代规定海关税“正额”仅为银4万3千两,而这个税额直到鸦片战争时并无改变。

下面的表中列出了自1764-1833的(东印度公司垄断权被废除前)70年间,广州粤海关仅对欧美的贸易值统计,它起码能使人一目了然地认识到:一是所谓清王朝的“闭关自守”、“拒绝贸易”这种流行说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可靠的;二则它还可以通过对比显示出,中英双方同期的海关税收之差距是怎样的天文数字,从而向我们清晰地昭示着:真正给贸易和商人加上沉重负担的,究竟是中国当局还是英国当局。  

中国与欧美各国海上进出口贸易值统计


1764-1833每年平均数          单位:银两


年 度  进出口总值   进 口   出 口  出( )入(-)货值

1764   5,545,847  1,908,704  3,637,143  ( )1,728,439

1765-1769 5,952,724  1,774,815  4,177,909  ( )2,403,094

1770-1774 6,451,012  2,094,336  4,362,676  ( )2,268,340

1775-1779 6,721,893  1,995,913  4,725,980  ( )2,730,067

1780-1784 7,002,880  1,994,617  5,008,263  ( )3,013,646

1785-1789 12,944,247  4,489,527  8,454,720  ( )3,965,193

1790-1794 13,243,083  5,894,663  7,348,420  ( )1,453,757

1795-1799 12,946,191  5,008,937  7,937,254  ( )2,928,317

1800-1804 19,129,161  8,737,364 10,391,797  ( )1,654,433

1805-1806 23,517,162 23,348,319 11,168,783  (-)1,179,536

1813-1819 22,823,948  9,053,208 13,770,740  ( )4,717,532

1820-1824 22,630,740  7,952,488 14,678,252  ( )6,725,764

1825-1829 23,551,422  9,161,314 14,390,108  ( )5,228,794

1830-1833 22,636,249  9,192,608 13,443,641  ( )4,251,033


资料来源:据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编》,第45页两表编制,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尽管是抽象的):18世纪-19世纪的亚洲贸易市场是个怎样人头攒动、川流不息、热闹非凡的商业大道,可惜的是英国长期却找不到进入这条热闹大道的门径。于是,并非这条市场的大街是“死胡同”,而是寻找这条大街的艰苦过程,反复给英国人留下了陷入迷津和“死胡同”的深刻印象,这却主要是因为他们缺乏进入这个市场的有效商品所致。

我们暂且将如何应对自然生态、资源困境的问题放在一边,还是先来看一下被这一结果逼进“死胡同”的英国商人,究竟是如何从那里突围出来的吧!

因为,工业革命及其伟大成果(英国商品),如果真像人们所宣扬的那样,具有改变世界的伟力,那么19世纪后期的英国商人们,也就不至于为了“呢绒”而苦恼,满世界去寻找救星,以至于让美国人看他们的笑话了。感谢上帝,他们找到了救星,因为救星竟然就在那个被称为“世界体系”的东西里面――而这就是为什么说:在漫长的17、18乃至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对世界经济贡献其实很少,而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却对英国贡献最多。

当然,英国从世界体系找到的,首先就是白银,或者西班牙银圆。西班牙在美洲开采的银矿的85%流进了中国,在换回茶叶和生丝等对英国经济举足轻重的商品外,还导致了中国黄金的外流,因为在中国白银而不是黄金扮演着通货的角色,黄金/白银在中国的比价为1:8,而在英国则是1;16,这从而为后来的英国主导的金本位制埋下伏笔――这些自然在此不必赘述。

但是,正如彭慕兰正确强调的:白银的开采,却与任何技术和生产力的“革命”都没有关系,因为这完全是欧洲“高压统治”政策的产物。“由于欧洲获得并经营银矿,也提醒我们想到高压统治在促进欧洲经济优势中的巨大意义。”的确,我们不应该忘记,所谓“资本主义海外高压统治和工业化之间看起来更强的联系”,进一步说明,英国霸权的形成,并不仅仅是由其技术、生产力和财富所决定的,而是由在漫长的欧洲内部战争和移民战争中日益强化的武力决定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武力崇拜,也深刻地体现在启蒙运动以来,欧洲关于民族国家、市场竞争和国际法的构想之中。或许事实竟如此:不是工业革命导致了霸权政治,而是如果没有这种霸权政治传统,工业革命其实是不可想象的。

这就是为什么,能真正将英国拖入困境的不是别的,而总是一个与之类似的霸权。1779年,由于西班牙参加美国独立战争,英国的对华贸易从而彻底陷入困境。由于西班牙原来向英国开放的银元市场被封闭了,所以自1779年至1785年,没有一块银圆从英国运到中国。随后,新的美国政府强制实行纸币制度,更给英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甚至直接导致英国罗氏银行破产。而恢复装运现银之后,受银供应不稳定的影响,英国的贸易逆差进一步变得惊人。

而当英国再次发现它还是没有从“死胡同”里突围出来的时候,它想出来对付这个根本难题的办法也不是别的(实际上它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而是印度和孟加拉殖民地的产品――而那恰恰又是一项英国军事暴力和霸权的产物,我想关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大概也不必在此赘述了。

实际上,是英属印度的产品,而不是“英国商品”打开了中国市场。其中主要的产品是棉花,其实中国本身也生产的(如彭慕兰所说的棉田对于土地资源的过度占用,而在中国植桑、种水稻比种棉更有市场效益,所以中国的棉花市场时而会出现周期性短缺空隙),另一个则是鸦片――这则是中国政府禁止的。但无论如何,随着印度产品的加入,市场天平似乎终于开始倒转,1804年以后,东印度公司运往中国的现银就开始大规模减少,而自1806年开始到1809年,约有700万两高成色的纹银块(而不是银圆)从广州运往印度。

从表1可以清晰看出,在70年的贸易中,中国唯一出现逆差的,恰恰也就是1805-1806这一次,这乃是一个新的界标――原因在于:印度产品对原有中英贸易的加入。

而这个新界标意味着,1804年之后的中英贸易,其实是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展开的:英国向中国购买茶叶、生丝、黄金,却用印度殖民地输入中国的产品赚来的白银结帐。从而,东印度公司不必再直接从英国乃至美洲运载银圆。更具体说就是:印度殖民商人通过东印度公司开具的汇票,将从中国赚来的款子汇到英国老家去,这就是中国/印度贸易对于英国资本积累的贡献,即使从帐面上也可以查阅的开始。

我们从前面的表中还可以看到:从1804年起,广州对于英美(除了美国棉花之外,英国对中国的进口部分,实际上都是由英属印度完成的)的贸易总值一下子就突破了2千3百多万两白银,此后一直到1833年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被废除,这个数字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如此大规模对于英国资本积累的支持,即使从帐面上看也是一目了然的。

显然,一个初步的结论到此才清晰起来——18世纪后期以降,英国的经济是建立在如下条件基础上的:美洲大陆的遗民空间、奴隶制庄园的农业产出、银矿的开采;印度殖民地农奴制度下的棉花和鸦片生产;中国的茶叶、黄金、生丝――特别是1804年之后中印贸易的货币盈余。而这个时期,也就是彭慕兰所说的以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的“世界经济”,与亚洲“死胡同”发生“大分流”的时期。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所谓英国工业革命其实是这几个大项的产物,然而如果将这些基本因素都考虑在内的话,我们又怎能说:英国的工业革命,标志着突破人类生态资源困境、人口压力 “现代经济”的创生?我们又怎能说:这种所谓“现代经济”可以彻底摆脱自然资源、土地和人口的制约而独立存在?

真正使英国处于有利地位的,不是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英国力图武力统治世界的霸权政治的产物。如果没有野蛮的军事暴力支持,没有“高压统治”,不但所谓“工业革命”会因为其“奇技淫巧”(1804年之前,英国可以勉强出口中国的商品,无非是坚硬的呢绒和“打簧器”,后者的大部分今天依旧陈列在故宫的所谓“珍宝馆”里供人欣赏)找不到市场而胎死腹中,而且,如果没有军事暴力,英国要想让美洲、印度都俯首帖耳,那根本就办不到。所以说,英国指责中国的“朝贡体制”垄断,那么它代表的也从来不是自由贸易,而是力图剥削全人类的炮舰资本主义。英国进而指责“怀柔远人”的朝贡贸易虚伪而且古老,那么,它就也因为其炮舰贸易的赤裸裸,而不可能长久和可持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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