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底沟文化在江南的踪影,庙底沟文化是中国史

说陶话彩(9)

摘要: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播浪潮,以它所在的晋、陕、豫一带的中心区作为源头,波及东南西北四方。庙底沟文化还对长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强大的推力,在那里也发现了同样传统的彩陶遗存。庙底沟彩陶向西向南的传播,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也是一种认知体系的传播。随着彩陶的播散,我们看到了一种大范围的文化扩展,这种扩展的意义与作用,大大超过了彩陶自身。

庙底沟文化:中国史前第一次艺术高潮——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 在中国史前时代,彩陶成为分布在黄河流域及附近地区的仰韶文化的重要标志。尤其是代表典型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文化,其彩陶技艺代表了中国史前艺术的伟大成就,并对周围文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庙底沟文化彩陶上的鱼纹、鸟纹、花瓣纹以及其他各种几何纹饰图案是如何形成的?仰韶文化的演变是否在这些彩陶技艺的变化中得到体现?仰韶文化与周围文化的关系是否在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播与影响中有所反映?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 澳门新萄京游戏平台 1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将距今6500—4500年、延续大约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史前新石器时代称为“彩陶时代”,请您谈一谈史前彩陶的起源。 王仁湘:陶器最早在世界上出现的年代大致是15000年前。虽然陶器是作为人类日常生活用具出现,但作为一种器具,无论是造型还是装饰,即使在史前时代,在一定意义上也属于艺术创作。陶器一经发明,它的装饰就受到史前陶工的重视。随着制陶技术的发展与完善,陶工在烧制各类不同用途陶器的时候,也开始注重陶器制作的艺术表达。 最初出现在陶器表面的装饰,多是在制作过程中留下来的一些印痕,如绳纹、弦纹之类。经过反复实践,大约在7000年前,史前陶工逐渐掌握了在成坯后的陶器表面绘以矿物颜料色彩的技术,烧制后彩色不易剥落,未施彩的陶器表面和彩色花纹所构成的色差更为明显,彩陶工艺由此发明。随着绘画技巧的提高,一代代传承的技能不断发展,也随着认知能力的一步步提升,彩陶纹饰的构图与内涵不断丰富,彩陶很自然地成为了体现史前时代艺术最高水准的载体。中国史前的彩陶,出现的年代相当早。黄河、长江流域和南部沿海地区,在7000年以前都出现了彩陶。6500—4500年前,是中国史前彩陶的繁荣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跨度内,中国许多新石器文化都有制作彩陶的传统,其中仰韶、大汶口、大溪、屈家岭和马家窑的文化居民对彩陶更为重视,拥有更成熟的彩陶工艺。这些新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和长江中游地区,中心地区是在黄河中上游一带。在华南与北方地区也有彩陶发现,但在数量与工艺上都不能与黄河流域相提并论。 在黄河流域,最早对陶器进行彩绘装饰的,是生活在渭水流域的白家村文化居民。尽管当时的彩陶还只是一些非常简单的点线类图案,色彩也比较单一,但它已经属于比较成熟的陶作艺术品了。后来的仰韶文化居民非常智慧地发展了彩陶艺术,其中以庙底沟文化居民的艺术成就最高。 《中国社会科学报》:学界将分布在黄河流域的典型仰韶文化区分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西王村文化,这三类仰韶文化的差别与关系在彩陶艺术上有怎样的体现? 王仁湘:仰韶文化制陶工艺相当成熟,陶器为手制,主要采用泥条盘筑的制法。仰韶文化的彩陶工艺,经历了从早期的完善,到中期的发达,再到晚期的衰落的发展过程。半坡和庙底沟文化的彩陶都盛行几何图案和象形花纹,总的构图特点是对称性强,发展到庙底沟文化晚期,图案富于变化,结构有一些不同。仰韶早期以红陶和红褐陶为主,灰陶与黑陶呈增加的趋势。主要器形中的罐、瓮、尖底瓶、碗、钵、盆,分别作为炊器、盛器、水器和食器使用,后来出现的一定数量的釜、灶和豆,主要用作炊器和食器。陶器纹饰早期以有粗有细的绳纹、弦纹和锥刺纹为主,逐渐出现线纹、篮纹和附加堆纹,弦纹减少,锥刺纹消失。仰韶文化早晚期都有一定数量的彩陶,由红、黑色的单色彩发展为带白衣或红衣的多色复彩,再变化为单色彩。彩陶纹饰由以象生类图案和直边几何图形多见,发展为以弧边几何图形构成的图案为主,构图表现出由简而繁继而趋简的特点。彩陶的代表性图案早期是鱼纹、人面鱼纹、直边几何纹,中期开始是鸟纹、花瓣纹和弧边几何图形构成的纹饰。 半坡文化彩陶以红底黑彩为主要风格,流行用直线、折线、直边三角组成的直线体几何图案和以鱼纹为主的象形纹饰,线条比较简练,色块凝重,主要绘制在钵、盆、尖底罐和鼓腹罐上,有一定数量的内彩。半坡彩陶的象形纹饰有鱼、人面、鹿、蛙、鸟纹等,鱼纹常绘于盆类陶器上,被研究者视为半坡文化的标志。鱼纹与半坡文化先民祭祀活动的内容有关,一般表现为侧视形象,极少见到正面图像,有嘴边衔鱼的人面鱼纹、单体鱼纹、双体鱼纹、变体鱼纹和鸟啄鱼纹等,早期鱼纹写实性较强。到晚期时,部分鱼纹逐渐向图案化演变,有的简化成三角和直线等线条组成的图案。有的器物上将写实的鱼、鸟图形与三角、圆点等几何纹饰融为一体,纹饰繁复,寓意深刻。如姜寨遗址467号灰坑出土的一件葫芦形彩陶瓶,就是鱼鸟图形合璧的作品。在龙岗寺遗址发现的一件尖底陶罐,腹部上下分两排绘有10个神态不同的人面像,是一件非常难得的彩陶艺术珍品。 庙底沟文化彩陶更为发达成熟,为仰韶文化彩陶艺术发展的高峰。庙底沟文化彩陶增加了红黑兼施和白衣彩陶等复彩,纹饰更加亮丽。彩绘常见于曲腹盆、钵和泥质罐,一般不见内彩。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几何纹以圆点、曲线和弧边三角为主要元素,改变了半坡文化彩陶简洁的风格,图案显得复杂繁缛。有一种“阴阳纹”最具特色,阳纹涂彩,阴纹是底色,阴阳纹都体现有强烈的图案效果,都能显示完整的花纹图案。几何纹彩陶主要表现为花卉图案形式,它被视为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一个显著特征。庙底沟文化象形题材的彩陶主要有鸟、蟾和蜥蜴等,鸟纹占象形纹饰中的绝大多数,既有侧视的也有正视的形象,鸟纹也经历了由写实到抽象、简化的发展过程,一部分鸟纹逐渐演变成一些曲线并融会到流畅的几何纹饰中。蟾和蜥蜴一般都作俯视形象,蟾与半坡文化的区别不大,背部密布圆点。 西王村文化时期,彩陶艺术很快就衰落了,除了见到一些零星的简单线条构成的彩陶图案以外,几乎没有成批彩陶作品出土。不过局部地区见到略微丰富的彩陶,如大地湾遗址彩陶比例较大,纹饰也略微复杂。由于制陶技术的进步,陶器的主要色调由红色变成灰黑色,灰黑陶不像红陶那样可以较好地体现附加色彩,彩陶因此很快衰落。不过在这样的后彩陶时代,彩陶的生命力并没有完全终止,在少量的灰黑陶上,我们仍然还能见到色彩鲜艳的彩绘纹饰,以及先前那些熟悉的主题和惯常的构图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多次使用“浪潮”来描述庙底沟文化的彩陶艺术,是基于怎样的研究? 王仁湘:庙底沟文化分布范围大,对周围文化产生过明显的影响,其文化张力非常强劲。而集中体现这种张力的就是庙底沟文化的彩陶。植根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彩陶,它的影响遍及整个黄河流域的上游至下游地区。它还跨越秦岭、淮河,传播到长江中游和上游地区,甚至在江南也能见到庙底沟文化彩陶的踪影。它更是北出塞外,影响到达了河套至辽海地区。庙底沟文化彩陶所奠定的艺术传统,还影响到后来古代中国艺术与文化的开拓发展。从这样的意义可以说,庙底沟文化彩陶掀起了中国史前时代的第一次艺术浪潮。 基于在不同考古学文化遗址中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发现,我绘制了鱼纹、简体鱼纹、“西阴纹”、叶片纹、花瓣纹等庙底沟文化彩陶典型纹饰到达的空间区域分布图,由此可以了解庙底沟文化彩陶传播的范围。比如,典型鱼纹彩陶的分布,是以关中地区为中心,西及渭河上游与西汉水,东至河南西部,南到陕南与鄂西北,北达河套以北的内蒙古地区;彩陶“西阴纹”主要分布在关中及邻近的豫西、陇东和晋南地区。此外,更远的南方鄂西北、洞庭湖地区和北方河套以北地区,也都见到了“西阴纹”彩陶;特征非常突出的四瓣式花瓣纹彩陶,分布中心在关中及附近地区,东到苏北,西及甘青,扩张到鄂北直至江南一带。这张分布图覆盖的范围,向东临近海滨,往南过了长江,向西到达青海东部,往北则抵达塞北。庙底沟文化彩陶播散到这样大的一个区域,意味着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因为这样的一个范围,正是后来中国历史演进的最核心区域,由此体现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大范围文化认同,值得关注与深入研究。庙底沟文化彩陶有一种巨大的扩散力,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中国史前时期出现的一次大规模的艺术浪潮,这个艺术浪潮的内动力,是彩陶文化自身的感召力,通过传播实现文化趋同。(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31日第779期)

说陶话彩(2)

    ——由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出土“西阴纹”彩陶说开去

关键词:彩陶;纹饰演变;庙底沟文化;传播

     ——说说庙底沟文化遗址出土的鱼纹彩陶

    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自发现之初,就曾引起过广泛关注。在最近出版的《澧县城头山》专著中,全部的发掘收获披露无遗,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信息。承发掘者的厚意,惠我4巨册的发掘报告与研究集,这般的厚重,用如获至宝来形容并不算过分。
    翻看报告时,有一幅熟悉的彩陶图片映入眼帘。如果是在中原,这件彩陶并无了得之处,可它是城头山的发掘品,可以算得上是至宝中的上品。这是一件在黄河中游地区见惯了的典型的庙底沟文化彩陶,它是如何出现在江南洞庭左近的城头山遗址的呢?
    这件彩陶标本编号为H210:3,出自灰坑,定器名为“盆”,为14件A型Ⅲ式盆中的一件,其实可能称为钵更确切一些。发掘者有这样简略的描述:“口及上腹饰弧连三角形(花瓣形)黑彩,并以窄条黑彩带镶边。口径24.4、底径8.8、高9.8厘米”(原图四五五,3;彩版四五,2)。从彩图上看,色彩有剥落,不过由墨线图的描绘看,纹饰构图清晰。
    我依照着墨线图和彩图,将这件彩陶的纹饰展开。这是一件中原地区常见的典型的地纹彩陶,是在红陶钵上腹部,以黑彩作衬底,空出弯角状的红地作为主体纹饰。图案构图作二方连续式,纹饰沿器腹作四分布列,均衡对称有序,循环往复无穷(图9-1)。

庙底沟文化彩陶奠定了中国史前艺术发展的基础,也是史前艺术发展的一个顶峰。庙底沟文化彩陶向四周播散,开创了一个灿烂的彩陶时代。在与庙底沟文化同期的周围诸考古学文化中,都发现了彩陶,这些彩陶受到了庙底沟文化彩陶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庙底沟文化扩散与传播的表现,不仅是彩陶纹饰的传播,也表现在彩陶器形的传播,表现为一种高度的文化认同。庙底沟文化彩陶在播散出去的过程中,有传承,也有变改。有时这种改变虽然在形式上比较明显,但在纹饰构图上却能看出一脉相承的联系,表明庙底沟文化彩陶影响之深远。周边文化在接纳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人时,除了直接地传承以外,也适当作过一些变改。我们由这样的改变可以看到,彩陶在形式上略有区别,但内涵是相同的,这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也是一种认知体系的传播。随着彩陶的播散,我们看到了一种大范围的文化扩展,这种扩展的意义与作用,其实大大超过了彩陶自身。

    史前彩陶中的鱼纹,大体分为三种样式,一种为具象,写实性很强;一种为变形,介于写实与抽象之间;还一种为抽象,不过是符号而已。我们在讨论时,除去具象的鱼纹,称变形鱼纹为典型鱼纹,抽象鱼纹为简体鱼纹。
    鱼纹彩陶是半坡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陕西地区的不少遗址都有发现。半坡文化的鱼纹分为两类,一类为写实的具象纹饰,一类为变形纹饰。当然还有一些几何形图案被认为是鱼纹演变而成,但一般并不将它们归入鱼纹之列,因为这些纹饰已经看不到鱼的形体特征了。
    过去我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由彩陶而论,以为半坡文化以鱼纹为主要特征,而庙底沟文化是以鸟纹为重要标志。我们这里要说道的是在庙底沟文化中也发现有鱼纹彩陶,而且数量可观。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庙底沟文化存在鱼纹彩陶,不过它们与半坡文化的鱼纹彩陶有明显区别,当然联系也是有的。仔细寻迹,庙底沟文化彩陶中的鱼纹并不少见,这说明鱼纹并不仅仅是半坡人的专宠,庙底沟人其实不仅崇鸟,也非常爱鱼。
    在庙底沟文化中,不仅有鸟纹和鱼纹,也有鱼纹与鸟纹的结合。最著名的自然是汝州阎村出土的那件瓮棺上的“鹳鱼石斧图”,且不论学者们对那图案含义的深入讨论,只说鱼纹与鸟纹同绘一器,就很值得关注了。这样的发现也许只能看成是个案,而且上面的鱼纹也是具象图案,不是我们在此要讨论的对象。我们更关注的,是那些庙底沟文化彩陶普见的变形鱼纹。
    当然庙底沟文化彩陶中写实的鱼纹,其实在西乡何家湾、铜川李家沟、郑州大河村、济源长泉有发现,基本是以写实的方法描绘鱼体,各处构图并不全同,但多用网格线表示鱼鳞,这是比较一致的手法。在垣曲小赵彩陶上见到了最生动的鱼纹,可以算是写实最准确的鱼纹。这些发现虽算不上多,但也不能说是很少,表明庙底沟人对鱼相当关注。
    在华阴南城子、铜川李家沟和陇县原子头,发现了庙底沟文化典型的鱼纹彩陶。庙底沟文化彩陶中这类鱼纹,大体是承续半坡文化鱼纹的绘法,鱼身强调背腹对称构图,涂彩面较大。剪刀形的鱼尾和鱼鳍对称伸展,长长的鱼嘴张开着,大鳃醒目,但鱼目省略不见。其实类似典型鱼纹彩陶片在临潼姜寨的庙底沟文化层中也曾见到过,因为只存留着鱼纹中段,所以过去没有辨识出来。在华县泉护村也有一件鱼纹彩陶,陶片上只见到鱼尾的中段,即原报告所称的“两条平行反向曲形黑彩带”,这黑彩带的一下有双勾线条,是典型的鱼纹绘法,所以可以确定这是一件鱼纹彩陶,可能是简体鱼纹。
    在庙底沟文化彩陶介于写实与几何形之间的纹饰中,也只有这一种鱼纹最富于装饰性,只是它并不是庙底沟人自己创造的构图(图2-1)。

澳门新萄京游戏平台 2

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播,如大潮涌动,以它所在的晋、陕、豫一带的中心区作为源头,潮流所向,波及东南西北四方。庙底沟文化彩陶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是一种明确的文化传播。甘肃境内既有仰韶早中期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分布,又有仰韶晚期文化发现,在青海东部也有仰韶中晚期文化遗存发现。由这些发现看,甘肃及青海东部地区在距今6000年前左右,就已经是仰韶文化的分布区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因为地近关中区域,所见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彩陶更是与晋、陕、豫没有明显区别。如大地湾庙底沟文化阶段彩陶中的图案化鱼纹、花瓣纹、西阴纹、单旋纹和双旋纹等,都与中原所见完全相同,难分彼此(图1)。

澳门新萄京游戏平台 3

    发掘者将这件标本的时代归入大溪文化二期,同一期也出土了一些典型的大溪文化蛋壳彩陶。发掘者当然也明确提到“本期少量彩陶图案明显具有中原仰韶文化特征”,指的便是这件“花瓣形图案”彩陶。无论是器形或是纹饰,它都是一件典型的庙底沟文化彩陶。我与发掘者的看法略有不同,觉得它的纹饰并不属于所谓的花瓣形,而是一种地纹式的弯角状纹,也就是李济先生曾称作的“西阴纹”。
    庙底沟文化典型的地纹彩陶弯角状纹,一般是周围以黑彩作衬地,空出中间的弯角。它的构图均衡洗练,图与器结合恰贴,时空特征都非常明确。它因为较早发现于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而引起李济先生的注意,他特地称之为“西阴纹”(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这其实是后来发现数量很多的一种纹饰,一般作为直口或折腹钵沿外的装饰,都是采用二方连续的构图方式。这种彩陶分布的范围也很广,是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代表性纹饰之一(图9-2)。

在往更西部区域的传播过程中,彩陶的器形与纹饰基本上没有明显变化,在青海民和县藏族和循化县撒拉族聚居区等地发现的同期遗存,甚至也可以直接划入庙底沟文化系统,这是中原远古文化对周边地区影响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1]。庙底沟文化时期中原文化的强大张力,由这一层面看,表现得非常充分。

    我们也注意到,陇县原子头见到的鱼纹有的头部构图有明显的变化,用一些包括双瓣花的花瓣纹在内的纹饰取代了嘴部,附加的这些纹饰很值得研究。
    当然庙底沟人自己也首创了另一种鱼纹的绘法,这是一种非常抽象的绘法。我将这种鱼纹称为简体鱼纹,它仅存典型鱼纹常见的尾部,身子与头部都已省略,不过前端有一个圆点,大约是用它表示着鱼头。简体鱼纹在山西、陕西和甘肃均有发现,虽然所见数量并不是太多,但它的分布范围却很广。简体鱼纹彩陶在晋南新绛光村、洪洞耿壁有发现,特点是两尾合拢。在陕西的华阴南城子和扶风案板以及甘肃秦安的大地湾见到的简体鱼纹,两尾张得较开一些。
    简体鱼纹的鱼尾明显是取自典型鱼纹,都是剪刀形。这两种鱼纹之间,可能存在着递变关系。不过从典型鱼纹到简体鱼纹的演变,目前还没有见到太明确的中间环节资料,不象鸟纹的演变脉络那么清晰。
    值得提到的是,简体鱼纹早在1926年李济先生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时就有发现,只是因为那块彩陶片过于破碎,所以一直没有被辨认出来。这块彩陶片上的简鱼纹,仅存鱼的身尾接合部,双线勾勒的鱼身轮廓特点明确,可以认定它是鱼纹而不会是其他。从细部特征看,它与大多数典型鱼纹不同,却与华阴南城子的发现相类似,剪刀尾之间的夹角特别小,有较长的细夹缝。但是在陶片上并没有看到应当绘出的鱼鳍,没有鱼鳍那就不会是典型鱼纹,而应当是简体鱼纹。从这个发现看,由典型鱼纹到简体鱼纹之间,还是可以看到一点变化的脉络(图2-2)。

澳门新萄京游戏平台 4

从彩陶纹饰的类比上,我们很容易找到传播的证据。如在青海民和胡李家出土的垂弧纹和排弧纹彩陶,与河南陕县庙底沟和甘肃秦安大地湾所见的同类纹饰非常接近[1]。民和阳洼坡发现一例与圆形组合的叶片纹彩陶[2],叶片较为宽大,圆形中填有十字形(图2)。阳洼坡的发现非常重要,它应当是后来马家窑文化类似纹饰出现的起点。在秦安大地湾遗址后庙底沟文化彩陶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叶片纹变化的轨迹。在一些彩陶上,原来的叶片纹与圆形组合发生了角色互换,圆形增大变成了主要单元,叶片已经明显变成了次要的单元(图3)。这个变化的结果,就是马家窑文化流行的四大圆圈纹的出现。圆圈纹加大了,叶片纹扭曲后变成了圆圈之间连接的纽带,构成新样式的旋纹。马家窑类型流行的旋纹,作为旋心的圆圈纹到半山时期逐渐增大,到马厂时期演变为四大圆圈纹,成为非常流行的主体纹饰。马家窑文化彩陶上旋纹的演变,前期多见旋式四圆圈纹,后期则是折线与四圆圈纹组合或纯四大圆圈纹。马家窑文化前后三期彩陶的中心主题相同,但在构图上有明显的变化,变化的脉络是小圆圈旋纹一大圆圈旋纹一大圆圈纹,最终的构图形式是四大圆圈纹。这是甘青史前彩陶演变的一条主线,叶片纹与圆圈纹组合一旋纹圆圈纹组合一折线大圆圈纹组合一四大圆圈纹,这是黄河上游地区前后相续一脉相承的彩陶纹饰主题元素,也是主要的演变脉络(图4)。过去许多研究者讨论过马家窑文化的来源,认为它是中原仰韶文化在甘青地区的继续和发展,由彩陶的比较看,其实就是庙底沟文化的继续和发展,只是这种发展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变。

澳门新萄京游戏平台 5

    这种“西阴纹”彩陶在其它庙底沟文化遗址发现数量不少。在晋南地区,永济石庄、芮城西王村和河津固镇遗址都出土过一些“西阴纹”彩陶钵(图9-3)。其实“西阴纹”彩陶安特生1921年在渑池仰韶村遗址发掘时就有发现,当初只见到这种纹饰的碎片,所以没有人特别注意它。翻检仰韶村遗址最初的发掘资料,确定至少有3件彩陶可以认定为“西阴纹”。在豫西除了仰韶村遗址以外,还有陕县庙底沟遗址也出土数件“西阴纹”彩陶。在关中地区,“西阴纹”彩陶在渭南北刘、长安客省庄、长安北堡寨、扶风案板、宝鸡福临堡、和华县泉护村等遗址都有发现(图9-4)。在陇东地区“西阴纹”彩陶集中发现于秦安大地湾遗址,纹样变化较多(图9-5)。在长江中游以北的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二、三期文化也发现数件“西阴纹”彩陶,器形有钵也有罐(图9-6)。

西部新石器文化中也见到一些双瓣式花瓣纹彩陶,青海民和阳洼坡和胡李家遗址都有发现。所见双花瓣构图与庙底沟文化相似,都是以弧边三角作为衬底,以地纹方式表现。不同的是,叶片都绘得比较宽大,而且叶片中一般都绘有中分线,中分线有时多达三四条(图5)。

    很明显,从图案构图的角度来说,简体鱼纹是在借鱼尾表示鱼的全形。如果没有典型鱼纹作观照,我们要将如此简化的图形认定为鱼纹会是很牵强的事。事实上,这类简体鱼纹在20世纪40年代的关中地区考古调查中就已经发现,石璋如先生在调查后的10多年后公布了资料,不过当时并没有辨认出,陶片上只有一外圆点和两个尾尖,即使是现在要看明白纹饰的内容也很难,何况那时连典型鱼纹彩陶都还没有见到(图2-3)。

澳门新萄京游戏平台 6

澳门新萄京游戏平台,四瓣式花瓣纹在甘青地区也有发现,除了秦安大地湾,也见于民和阳洼坡和胡李家遗址。阳洼坡的一例四瓣式花瓣纹,在花瓣合围的中间绘一纵向的叶片纹,构图与中原庙底沟文化大体相同。胡李家的一例则是在花瓣合围的中间绘三条平行线,象是扩大了的横隔断。胡李家的另一例四瓣式花瓣纹最有特点,花瓣绘得非常工整,整体作倾斜状,构成一个独立的单元,构图非常标准,与中原的发现没有什么分别。在花瓣单元彼此之间,还采用宽大的叶片纹作连接(图6)。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叶片纹为主的二方连续图案,花瓣纹是组合中的一个元素。

澳门新萄京游戏平台 7

澳门新萄京游戏平台 8

甘青地区虽然很少典型多瓣式花瓣纹发现,但变体的纹饰还是有的。在民和胡李家,有类似六瓣花的花瓣纹彩陶,六瓣花以独立的单元出现,单元之间有垂直平行线作隔断,纹饰绘得非常工整。在民和阳洼坡,也有这样以单独形式出现的六瓣花的花瓣纹彩陶,花瓣中间有垂直平行线将六瓣花分隔为左右三瓣。这样的花瓣纹虽然有了很大变化,而且附加有其他一些纹饰作为组合元素,但在构图的风格还是体现有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影响(图6)。

    在西乡何家湾和华阴南城子都同时发现过简体鱼纹与典型鱼纹,表明简体鱼纹出现后,并没有完全取代典型鱼纹,它们在一段时间内有过共存。南城子的简体鱼纹又是最简的形态,可见两种鱼纹共存的时间不会太短。当然鱼纹的变化也还有另外的模式,也有一种简鱼纹不是简头扩尾,而是大头缩尾。如甘肃正宁吴家坡见到的一例鱼纹彩陶,除了大头还保留一点典型鱼纹的影子外,鱼身鱼尾只存留着一点象征,乍一看还不容易确认它就是鱼纹。
    再作一个简单的统计,发现典型鱼纹的地点有灵宝永泉埠、小常、北阳平、西乡何家湾、华阴南城子,陇县原子头、临潼姜寨和铜川李家沟,发现简体鱼纹的地点有灵宝北阳平、南万村、夏县西阴村、新绛光村、洪洞耿壁、西乡何家湾、华阴南城子、华县泉护村、蓝田泄湖、扶风案板和秦安大地湾。这样看来,鱼纹也是庙底沟文化彩陶一个不可忽略的要素了,过去以为它是半坡文化彩陶独有元素的认识需要作一些修正。在一些典型的庙底沟文化遗址,也发现了鱼纹彩陶,这是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事。在河南灵宝的几个地点都见到鱼纹彩陶,由于陶片过于破碎,发现者当初并没有辨识出来。灵宝的鱼纹既有典型鱼纹,如小常和永泉埠所见;也有简体鱼纹,如南万村所见(图2-4)。在北阳平,这两种鱼纹都有发现。豫西发现的这些鱼纹与山西、陕西和甘肃地区所见并无区别。

澳门新萄京游戏平台 9

西部新石器文化中发现的这些史前彩陶,从器形、构图到色彩都非常典型,这些彩陶大多属于庙底沟文化时期,或者具有明显的庙底沟文化风格。器形多为深腹盆类,泥质红陶,多以黑彩绘成。类似彩陶在青海东部乃至腹心地带发现,这表明由中原到西北的彩陶文化通道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便开始形成。

澳门新萄京游戏平台 10

澳门新萄京游戏平台 11

由黄河上游地区向南观察,彩陶对南部长江流域影响也非常强烈。由西北到西南,横断山区北部及邻近地区都有一些彩陶发现,从中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留下的证据。这表明庙底沟文化彩陶在向西传播的同时,也向南部传播,影响进入长江上游地区。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北面的内蒙古清水河石板遗址也发现了鱼纹彩陶,它也一直没有被辨识出来。石板彩陶上的鱼纹应当属于典型鱼纹,这是很重要的发现(图2-5)。在南方也有重要线索,我们注意到湖北郧县大寺在新近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些值得研究的彩陶。纹饰除了大单旋纹以外,还有标准的鱼纹残片。鱼纹虽然典型,陶片因为过于残存,所以发掘者并没有辨认出来。另外枣阳的枣阳雕龙碑也见到一例鱼纹彩陶片,纹饰仅存半尾,不能判断是典型鱼纹还是简体鱼纹,暂作典型鱼纹看待,这是庙底沟文化风格鱼纹分布的南限(图2-6)。

    我在不久前研究庙底沟文化彩陶“西阴纹”时,曾这样写道:

依近年的发现研究,黄河彩陶文化明确传播到嘉陵江上游和邻近成都平原的岷江上游地区。庙底沟文化彩陶传播到西北以后,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由仰韶文化晚期(或称石岭下类型)过渡到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渊源于庙底沟文化,以弧边三角作衬底的旋纹是两个文化一脉相承的主体纹饰。黄河上游的庙底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彩陶,都先后影响了长江上游地区远古文化的发展,密切了两河之间的文化联系。

澳门新萄京游戏平台 12

    “西阴纹”的地域分布,限于晋南、豫西、鄂西北、关中、陇东地区,没有传播得更远。这一类彩陶的年代接近,除了那些零星的发现不能准确作出判断以外,由一些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遗址看来,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庙底沟文化,少数属于受庙底沟文化明显影响的外围文化。
    我们认定“西阴纹”是一种地纹彩陶,它的图案要素是以四周涂色,映衬出中间的弯角状纹饰。弯角状纹饰的轮廓有长短和宽窄之分,窄长者弯角较尖,宽短者则弯角较钝。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这弯角形几乎全是宽头在左,尖头在右,按逆时针方向排列。这个程式几乎没有被破坏过,至今还没有发现相反的情形。
    弯角状彩陶纹饰的绘制在庙底沟文化时期应当已经确定了程式化标准,它不是陶工们可以随意发挥任意描绘的纹饰。
对于各式构图的弯角状纹彩陶的年代,现在还不能有明确的判断。由华县泉护村的发现看,纹饰中不加圆点和分割线的弯角状纹彩陶年代可能早一些,反之则比较晚一些(《彩陶“西阴纹”细说》,待刊)。

近年的发现表明,黄河上游彩陶向长江流域的南传,是由甘肃南部经嘉陵江上游到达岷江上游地区,然后直抵拒长江干流不远的大渡河边,南传开始的时间很可能不晚于庙底沟文化时期。在嘉陵江支流白龙江一带发现包含彩陶在内的庙底沟文化及后庙底沟文化遗存,如甘肃武都大李家坪就出土了一些这时期的彩陶,其中就有鱼纹[2]。当然由于陶片较为破碎,纹饰仅存鱼尾和鱼腮局部,发掘者也没有辨别出来(图7)。甘肃西南发现鱼纹彩陶的地点还有陇西二十里铺、西和宁家庄和礼县石嘴村、黑土崖和高寺头[3]。宁家庄见到的一件鱼纹彩陶,仅存鱼腮与身的接合部,复原的纹饰为无眼的典型鱼纹。黑土崖也有一件典型鱼纹残陶片,鱼身可能稍长一些。黑土崖的另一例鱼纹彩陶所绘为无头鱼纹,在本来为鱼头的位置绘着黑白对称的弯角弧形几何纹,复原的纹饰与秦安大地湾见到的同类鱼纹相同。又见高寺头也见到一件与黑土崖这件纹饰非常接近的彩陶片,也可能两者就是同一件,在有些论著里被混淆了。这几例无目与无头鱼纹,与秦安大地湾所见雷同(图8)。黑土崖还有一例彩陶片绘有简体鱼纹,纹饰仅存鱼纹尾身接合部(图8,下)。这几例鱼纹因为陶片过于破碎,在原报告中大多没有判明。

澳门新萄京游戏平台 13

    现在又有了城头山的发现,上面的有些结论必须有所修正。新的发现说明“西阴纹”的影响已经大大超出黄河中游的周边地区,也并不是仅见于相关的大仰韶系统的文化中。
    对庙底沟文化“西阴纹”彩陶纹饰的来源问题,张朋川先生有过一个推测,他认定弯角状纹饰是侧视鸟形的简化形式,他还画出了鸟纹由具象到抽象的演化图示(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159页,插图83。文物出版社,1990年)。由华县泉护村的地层证据看,最具象的鸟纹与抽象的弯角状纹饰其实是共存的,在发掘者划定的属于庙底沟文化的三个时段中,抽象的弯角状纹饰与具象的鸟纹都是共存的,看不出彼此之间存在什么联系。更重要的是,在秦安大地湾遗址的发掘中,发现弯角状纹其实最早确实是出现在半坡文化时期,标准的地纹弯角状纹饰普遍见于彩陶盆的沿面装饰,这种沿面装饰其实已经具有二方连续的构图特点。在秦安大地湾和临潼姜寨遗址相当于半坡文化晚期的彩陶上,都有地纹表现的弯角状沿面装饰。除了用作沿面装饰,弯角状纹饰还被用到其他比较复杂有纹饰组合中,是相当定型的纹饰单元。其实以地纹方式描绘的二方连续弯角状纹饰彩陶,在庙底沟文化之前就已经出现。在秦安大地湾和芮城西王村遗址早于庙底沟文化的地层中,各发现一件标准的弯角状纹饰彩陶,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构图,与庙底沟文化没有什么区别(图9-7)。有理由认为“西阴纹”彩陶最早应当出现在半坡文化晚期,当然它的普及还是在庙底沟文化时期。

在这一带发现鱼纹彩陶的同时,还见到一些圆圈纹与叶片纹彩陶,也都是庙底沟或后庙底沟文化风格。如四川茂县波西遗址见到的一例圆圈纹彩陶片,我采用两种构图复原,一种为双点穿圆式,一种为纯圆圈式,都属于庙底沟文化风格(图9)[4]。此外在一些地点还出土了双瓣式花瓣纹彩陶,武都大李家坪就见到两例,纹饰绘在同类的深腹盆上,叶片较为肥硕,中间也都绘有中分线(图10)。甘肃武都往南,在四川茂县的营盘山也意外见到几例双瓣式花瓣纹[5],叶片中也绘有中分线,可知这样的花瓣纹与大地湾和大李家坪属于同一类,时代可能也相差不远。这里还发现一例作双层排列的双花瓣纹,为它处所不见(图11)。

    我们还注意到,有报道说蓝田泄湖的半坡文化彩陶上见到了简体鱼纹。从所附图片上看,那里的简体鱼纹与庙底沟文化的并无不同。如果这个发现能够确定无疑,那说明简鱼纹在半坡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当然还并不是很流行,所以没有更多的发现。不过泄湖的庙底沟文化彩陶上也见到了简鱼纹,只是鱼尾极短小,与他处的发现有些区别(图2-7)。

澳门新萄京游戏平台 14

在四川岷江上游的理县箭山寨、茂县营盘山和姜维城遗址发现了典型的马家窑文化彩陶。有可能彩陶的影响是由川西山地南下进入横断山区,丹巴县罕额依和汉源县狮子山遗址发现的彩陶便是南传的重要证据。茂县营盘山发现一件马家窑文化风格旋纹彩陶,构图介于双旋纹和叶片纹之间,绘制较为精细(图11,下)。

澳门新萄京游戏平台 15

    现在看来,这“西阴纹”虽不一定与鸟纹有什么关系,它也一定是一种具有特别意义的纹饰。目前要作确切的解释还为时过早,不过它的重要性我们还是隐约可以感觉得到的。由庙底沟文化的发现看,小型直口或敛口的陶钵,是二方连续构图“西阴纹”的固定装饰体。这种陶钵,是一种日常使用的食器。城头山的这种陶钵与庙底沟文化的一样,也应是食器,发现数量不少,当然饰有“西阴纹”的陶钵只见报道一件,但这一件所提供的信息已是非常丰富了。
    城头山遗址的“西阴纹”彩陶,与庙底沟文化之间一定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显然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不管这种传播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在没有进一步分析测定之前,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件彩陶是直接由黄河中游传入的,姑且就认作是城头山人按照庙底沟人的蓝本制作的,那城头山人一定是见过这蓝本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递进传播的可能性,不过城头山彩陶所见的“西阴纹”属于年代稍早的结构简练变化较小的一种,那表明这种传播发生的时代可能较早。从年代上看,城头山遗址大溪文化二期的年代大致在接近距今6000年左右,与庙底沟文化前期年代相当。再由处在中程位置的出土较多“西阴纹”彩陶的枣阳雕龙碑遗址看,二期文化的年代也是接近距今6000年。这样看来,假设的“西阴纹”彩陶的递进传播,可能是发生在6000年前。那传播的路线,则应是由豫西经豫西南到鄂西北,再经江汉进入洞庭湖周围。
    由彩陶的发现看,庙底沟文化的影响,一定是越过了大江,到达了遥远的江南。过去在长江南岸的一些遗址,曾经出土过有明显庙底沟文化风格的彩陶,如枝江关庙山遗址的花瓣纹彩陶豆,器形虽不是庙底沟文化惯常见到的那种深腹盆,而是高柄的豆,说明这彩陶是在当地制作的。还有黄冈螺蛳山遗址的旋纹彩陶罐,无论器形与纹饰都是庙底沟文化的风格。安徽肥西古埂遗址虽然地处江北,出土的花瓣纹彩陶片也带有明显的庙底沟文化色彩。这些发现虽然较为零散,但足以证明庙底沟文化彩陶的扩散力度是非常强劲的。
    庙底沟文化彩陶影响之大,传播之广,现在是看得越发清晰了。它北抵大漠,西及河湟,东至泰岳,对江南的影响也是全面的。也许以后在江南会寻找到更多的庙底沟文化的踪影,它们也一定会告诉我们这些证据后面的真实文化背景的。

庙底沟文化彩陶向西特别是向西南的传播,将黄河文化传统带到长江上游区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庙底沟文化若干类彩陶纹饰的分布范围,远远超越了这个考古学文化自身的分布范围,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强大的推力,将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影响播散到了与它邻近的周围的考古学文化中,甚至传播到更远的考古学文化中。对于这样的推力,我认为可以用“浪潮”这样的词来描述,彩陶激起的浪潮一波一波地前行,一浪一浪地推进,它将庙底沟文化的艺术传统与精神文化传播到了更广大的区域,也传播到了岷江上游地区。

    为着今后能引起发掘者更多的注意,我特意绘制了一张“彩陶上典型鱼纹与简体鱼纹残片的判断坐标图”,希望学者们在发现相似彩陶片时能仔细比对,一定会有所收获(图2-8)。从这个坐标图上,从鱼头到鱼尾分出了7个坐标区,头眼、身子和尾部都分作两区,头与尾的结合部分为1区,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将那些彩陶片归位。过去在这样的碎片出土时,可能因为太过于破碎,残留的纹饰也过于简单,所以被忽略了,甚至在公布资料时将它们搁置起来。如果这样的彩陶片不被认识,甚或让它们重归尘下,那可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其实鱼纹彩陶片并不难辨认,因为它与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其他纹饰区别明显,一般是不会混淆的。

(责任编辑:高丹)

这样看来,甘南至川西北茂汶一带的岷江上游地区,至晚在公元前4000年的年代已经纳入到黄河文化的强烈影响区域。来自黄河文化的影响,相信对成都平原史前文化的发展也产生过某种推力,只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在考古上找到有力的证据来说明。

澳门新萄京游戏平台 16

注释:

    仔仔细细地寻一寻,“按图索鳞”,不仅会得到更多的鱼,也许会使眼界又开阔一些的(图2-9)。得到了这样多的鱼,对于半坡与庙底沟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也许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切入点。

[1]作者曾经到这一带作过田野调查和发掘,有最直接的感受。

澳门新萄京游戏平台 17

[2]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武都县武都大李家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3集。

参考文献: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湖北郧县大寺2006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4期。
[2] 临汝县文化馆:《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1年1期。
[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南考古报告集》,三秦出版社,1994年;西安半坡博物馆:《铜川李家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84年1期;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等:《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垣曲小赵遗址199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1年2期。
[5] 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工作队:《陕西华阴南城子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6期;宝鸡市考古工作队等:《陇县原子头》,文物出版社,2005年。
[6] 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华县泉护村》,科学出版社,2003年。
[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新绛光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文物集刊》1996年2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洪洞耿壁遗址调查、试掘报告》,《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专业:《陕西扶风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文物出版社,2005年。
[8]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1927年。
[9] 石璋如:《关中考古调查报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七本,1956年。
[10] 李红雄:《甘肃庆阳地区南四县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3期。
[1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铸鼎塬及其周围考古调查报告》,《华夏考古》1999年3期;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分队:《河南灵宝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复查与试掘》,《考古》1960年7期。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队:《内蒙古中南部古文化遗址调查》,《考古学集刊》12集。
[13] 王仁湘、王杰主编:《雕龙碑史前彩陶》,文物出版社2006年。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六队:《陕西蓝田泄湖遗址》,《考古学报》1991年4期。

[3]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西汉水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6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西汉水流域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责任编辑:高丹)

[4]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波西遗址2002年的试掘》,《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4年;陈剑:《川西彩陶的发现与初步研究》,《古代文明》第五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

 

[5]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发掘报告》,《2000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2002年。

本文由澳门新萄京游戏发布于人文考古,转载请注明出处:庙底沟文化在江南的踪影,庙底沟文化是中国史

TAG标签:
Ctrl+D 将本页面保存为书签,全面了解最新资讯,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