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头失踪之后,庙底沟文化鱼纹彩陶论

 

摘要:庙底沟文化彩陶分类系统中,鱼纹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庙底沟文化的鱼纹有少量为写实图案,其次是抽象的几何化纹饰,更多的是完全几何化的纹饰。辨析这些几何化的与鱼纹相关的纹饰,证实庙底沟文化广泛流行的叶片纹、花瓣纹、“西阴纹”、菱形纹、圆盘形纹、带点圆圈纹等,大都是鱼纹拆解后重组而成,这些纹饰构成了一个“大鱼纹”象征系统。揭示这个隐蔽的“大鱼纹”象征系统,为真正理解史前彩陶的内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说陶话彩(7) 

摘要: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播浪潮,以它所在的晋、陕、豫一带的中心区作为源头,波及东南西北四方。庙底沟文化还对长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强大的推力,在那里也发现了同样传统的彩陶遗存。庙底沟彩陶向西向南的传播,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也是一种认知体系的传播。随着彩陶的播散,我们看到了一种大范围的文化扩展,这种扩展的意义与作用,大大超过了彩陶自身。

 

关键词:庙底沟文化;彩陶;鱼纹;演变;象征

    ——彩陶鱼纹的变异之一

关键词:彩陶;纹饰演变;庙底沟文化;传播

摘要:庙底沟文化彩陶分类系统中,鱼纹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庙底沟文化的鱼纹有少量为写实图案,其次是抽象的几何化纹饰,更多的是完全几何化的纹饰。辨析这些几何化的与鱼纹相关的纹饰,证实庙底沟文化广泛流行的叶片纹、花瓣纹、“西阴纹”、菱形纹、圆盘形纹、带点圆圈纹等,大都是鱼纹拆解后重组而成,这些纹饰构成了一个“大鱼纹”象征系统。揭示这个隐蔽的“大鱼纹”象征系统,为真正理解史前彩陶的内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知道在半坡文化彩陶中,鱼纹是一个很流行的纹饰主题。彩陶上有很多全形的鱼纹,但也发现有一些特别的鱼纹,这其中有无头的鱼纹,也有无身的鱼纹。最特别的是那些无头的鱼纹,鱼头在图案上没有了,不知道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其实这种无头鱼纹彩陶,在庙底沟文化中也有一些发现,原本应当有的鱼头失踪了,但在鱼头的位置出现了新的图形,它们取代了鱼头。这样的一些图形虽然出现在鱼头的位置,但明眼看来却并不是鱼头,不过这类图形后来又独立成纹,不再与鱼身共存,为我们研究鱼纹的变化指示出一条隐蔽的线索。

庙底沟文化彩陶奠定了中国史前艺术发展的基础,也是史前艺术发展的一个顶峰。庙底沟文化彩陶向四周播散,开创了一个灿烂的彩陶时代。在与庙底沟文化同期的周围诸考古学文化中,都发现了彩陶,这些彩陶受到了庙底沟文化彩陶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庙底沟文化扩散与传播的表现,不仅是彩陶纹饰的传播,也表现在彩陶器形的传播,表现为一种高度的文化认同。庙底沟文化彩陶在播散出去的过程中,有传承,也有变改。有时这种改变虽然在形式上比较明显,但在纹饰构图上却能看出一脉相承的联系,表明庙底沟文化彩陶影响之深远。周边文化在接纳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人时,除了直接地传承以外,也适当作过一些变改。我们由这样的改变可以看到,彩陶在形式上略有区别,但内涵是相同的,这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也是一种认知体系的传播。随着彩陶的播散,我们看到了一种大范围的文化扩展,这种扩展的意义与作用,其实大大超过了彩陶自身。

 

 

    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的彩陶上,最先发现过无头的鱼纹,有的还是两条并列的鱼身,都没有鱼头,属于半坡文化。鱼身与鱼头的分离,在半坡文化晚期和庙底沟文化彩陶纹饰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特别现象。彩陶上有的鱼纹没有头部,有的鱼纹在鱼身前绘着一些特别的图形。彩陶上的这些奇怪的无头之鱼发现已经不少,虽然可以用频频出现这样的词来描述,但在研究者中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

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播,如大潮涌动,以它所在的晋、陕、豫一带的中心区作为源头,潮流所向,波及东南西北四方。庙底沟文化彩陶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是一种明确的文化传播。甘肃境内既有仰韶早中期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分布,又有仰韶晚期文化发现,在青海东部也有仰韶中晚期文化遗存发现。由这些发现看,甘肃及青海东部地区在距今6000年前左右,就已经是仰韶文化的分布区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因为地近关中区域,所见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彩陶更是与晋、陕、豫没有明显区别。如大地湾庙底沟文化阶段彩陶中的图案化鱼纹、花瓣纹、西阴纹、单旋纹和双旋纹等,都与中原所见完全相同,难分彼此(图1)。

关键词:庙底沟文化;彩陶;鱼纹;演变;象征

四、得意忘象:鱼纹的替代与重组

    在庙底沟文化彩陶中,常常出现在无头鱼纹的鱼头位置上的纹饰,最主要的是一种双瓣花瓣纹与圆盘形组合。如在陕西陇县原子头的一件鱼纹彩陶盆上,双瓣式花瓣纹与中间绘有圆盘形的圆形组合在一起,这组合出现在鱼头的位置,而鱼头却没有绘出。这里也许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加圆盘形的圆形与双瓣式花瓣纹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纹饰组合。

澳门新萄京游戏平台,在往更西部区域的传播过程中,彩陶的器形与纹饰基本上没有明显变化,在青海民和县藏族和循化县撒拉族聚居区等地发现的同期遗存,甚至也可以直接划入庙底沟文化系统,这是中原远古文化对周边地区影响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1]。庙底沟文化时期中原文化的强大张力,由这一层面看,表现得非常充分。

 

    绘画艺术的境界,有形似和神似之分。如果两相比较,神似也许可以看作是至高的或者是终极的境界。当然也有形神兼备之说,那也是一种境界,不过也是相对而言,要把握有度并不容易。“得意忘形”这个词,可以作为中国艺术的一个很高的境界,或者可以说是一个至高的境界,这便是神似的境界。不论是绘画还是书法,传写其神,不求形似,得其意而已。这所谓的“形”,是指表达的形式,也指要表达的对象。所以在这里我将得意忘形这个词变换了一个字,改作“得意忘象”,也许这样更贴合我要表达的意思,也更贴合古代中国艺术那个至高的境界。当然得意忘形这个词,在古今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是形容一个人心意得到满足而高兴得失去常态,自然是有些贬义在内,那又另当别论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形式,将双瓣式花瓣纹与鱼纹连接在一起了。原子头这样的组合,其实也并不是孤例。查秦安大地湾半坡文化彩陶,至少有三件彩陶片绘出了同样组合的纹饰,都是在鱼纹的鱼头位置,绘着有圆盘形的圆形与双瓣式花瓣纹。只是因为陶片过于破碎,发掘者没有将纹饰的原形复原出来。大地湾半坡文化彩陶上见到多例与原子头鱼纹相同的彩陶,这表明这种纹饰组合在半坡文化时期(应当是在末期)就已经出现。

从彩陶纹饰的类比上,我们很容易找到传播的证据。如在青海民和胡李家出土的垂弧纹和排弧纹彩陶,与河南陕县庙底沟和甘肃秦安大地湾所见的同类纹饰非常接近[1]。民和阳洼坡发现一例与圆形组合的叶片纹彩陶[2],叶片较为宽大,圆形中填有十字形(图2)。阳洼坡的发现非常重要,它应当是后来马家窑文化类似纹饰出现的起点。在秦安大地湾遗址后庙底沟文化彩陶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叶片纹变化的轨迹。在一些彩陶上,原来的叶片纹与圆形组合发生了角色互换,圆形增大变成了主要单元,叶片已经明显变成了次要的单元(图3)。这个变化的结果,就是马家窑文化流行的四大圆圈纹的出现。圆圈纹加大了,叶片纹扭曲后变成了圆圈之间连接的纽带,构成新样式的旋纹。马家窑类型流行的旋纹,作为旋心的圆圈纹到半山时期逐渐增大,到马厂时期演变为四大圆圈纹,成为非常流行的主体纹饰。马家窑文化彩陶上旋纹的演变,前期多见旋式四圆圈纹,后期则是折线与四圆圈纹组合或纯四大圆圈纹。马家窑文化前后三期彩陶的中心主题相同,但在构图上有明显的变化,变化的脉络是小圆圈旋纹一大圆圈旋纹一大圆圈纹,最终的构图形式是四大圆圈纹。这是甘青史前彩陶演变的一条主线,叶片纹与圆圈纹组合一旋纹圆圈纹组合一折线大圆圈纹组合一四大圆圈纹,这是黄河上游地区前后相续一脉相承的彩陶纹饰主题元素,也是主要的演变脉络(图4)。过去许多研究者讨论过马家窑文化的来源,认为它是中原仰韶文化在甘青地区的继续和发展,由彩陶的比较看,其实就是庙底沟文化的继续和发展,只是这种发展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变。

    中国史前有两个考古学文化中发现较多的鱼纹彩陶,一是半坡文化,一是庙底沟文化。半坡文化中的鱼纹彩陶非常典型,历来很受研究者关注。但对于庙底沟文化中的鱼纹彩陶,关注的人却很少。其实在庙底沟文化彩陶分类系统中,鱼纹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庙底沟文化的鱼纹有少量为写实图案,其次是抽象的几何化纹饰,更多的是完全几何化的纹饰。辨析这些几何化的与鱼纹相关的纹饰,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庙底沟文化广泛流行的叶片纹、花瓣纹、“西阴纹”、菱形纹、圆盘形纹和带点圆圈等,大都是鱼纹拆解后重组而成,这些纹饰构成了一个“大鱼纹”象征系统。揭示这个隐蔽的大鱼纹象征系统,为真正理解史前彩陶的内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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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新石器文化中也见到一些双瓣式花瓣纹彩陶,青海民和阳洼坡和胡李家遗址都有发现。所见双花瓣构图与庙底沟文化相似,都是以弧边三角作为衬底,以地纹方式表现。不同的是,叶片都绘得比较宽大,而且叶片中一般都绘有中分线,中分线有时多达三四条(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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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庙底沟文化时期,圆盘形与双瓣式花瓣纹组合更多的是脱离了鱼纹的鱼体,与其他一些元素构成新的组合。而且双瓣式花瓣纹本体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重圈圆形或大单旋纹有时取代了圆盘形图案,形成两种新的组合,但它们与原来的构图依然固守着同样的风格,类似彩陶在豫、陕、甘都有发现。湖北枣阳雕龙碑彩陶上的双瓣式花瓣纹,与中原所见并无二致,它与单旋纹组合,与重圈圆形组合,从构图到布局都没有什么明显改变。处在河套地区的内蒙古清水县庄窝坪和准格尔官地,都见到了双瓣式花瓣纹彩陶。庄窝坪还见到一件深腹彩陶罐,绘双瓣花与重圆组合,以一正一倒的方式排列,与大地湾和雕龙碑见到的同类纹饰非常接近。

四瓣式花瓣纹在甘青地区也有发现,除了秦安大地湾,也见于民和阳洼坡和胡李家遗址。阳洼坡的一例四瓣式花瓣纹,在花瓣合围的中间绘一纵向的叶片纹,构图与中原庙底沟文化大体相同。胡李家的一例则是在花瓣合围的中间绘三条平行线,象是扩大了的横隔断。胡李家的另一例四瓣式花瓣纹最有特点,花瓣绘得非常工整,整体作倾斜状,构成一个独立的单元,构图非常标准,与中原的发现没有什么分别。在花瓣单元彼此之间,还采用宽大的叶片纹作连接(图6)。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叶片纹为主的二方连续图案,花瓣纹是组合中的一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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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青地区虽然很少典型多瓣式花瓣纹发现,但变体的纹饰还是有的。在民和胡李家,有类似六瓣花的花瓣纹彩陶,六瓣花以独立的单元出现,单元之间有垂直平行线作隔断,纹饰绘得非常工整。在民和阳洼坡,也有这样以单独形式出现的六瓣花的花瓣纹彩陶,花瓣中间有垂直平行线将六瓣花分隔为左右三瓣。这样的花瓣纹虽然有了很大变化,而且附加有其他一些纹饰作为组合元素,但在构图的风格还是体现有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影响(图6)。

 

 

    我们将圆盘形与双瓣式花瓣纹再分开作些考察。在半坡文化彩陶上已经见到典型的双瓣式花瓣纹。在秦安大地湾的半坡文化彩陶上,见到不少于3例的双瓣式花瓣纹。这时的双瓣式花瓣纹已经是一种定型纹饰了,绘得非常工整,与庙底沟文化的同类纹饰没有明显区别。这表明双瓣式花瓣纹出现很早。将半坡、庙底沟和后庙底沟文化的双瓣式花瓣纹放在一起作比较,三个时期并没有太大变化。而组合型的双瓣式花瓣纹,那些在鱼纹头部出现的双花瓣,庙底沟文化显然也是承续了半坡文化的传统,二者也没有明显不同。而与重圈圆形和旋纹同组的双瓣式花瓣纹,则是在庙底沟文化时期才开始见到,这样的彩陶在后来传播到了外围文化,河套与长江流域都发现了同类纹饰组合。

西部新石器文化中发现的这些史前彩陶,从器形、构图到色彩都非常典型,这些彩陶大多属于庙底沟文化时期,或者具有明显的庙底沟文化风格。器形多为深腹盆类,泥质红陶,多以黑彩绘成。类似彩陶在青海东部乃至腹心地带发现,这表明由中原到西北的彩陶文化通道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便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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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丹)

    除了双瓣式花瓣纹,取代鱼头的还有圆盘形纹。我们注意到庙底沟文化彩陶经常能见到一种圆盘形纹,圆盘形纹是一种很重要的纹饰,在过去的研究中注意不够,它甚至还不曾有过一个通行的名称。现在用“圆盘形纹”这个名称,其实并不贴切,暂且这样称呼。所谓圆盘形纹,是在地纹的圆圈中单绘出来的一种图案元素,最常见的是一种飞盘状,一边略平缓,另一面凸起,凸起的一面用色涂实。当然也有的构图有明显变化,如山西夏县西阴村和汾阳段家庄所见,凸起的一面已经不是圆弧形,变成了尖状形,左右伸展如翅,上方有一圆点如鸟首,难怪有的研究者将这图形看做是象形的飞鸟。

由黄河上游地区向南观察,彩陶对南部长江流域影响也非常强烈。由西北到西南,横断山区北部及邻近地区都有一些彩陶发现,从中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留下的证据。这表明庙底沟文化彩陶在向西传播的同时,也向南部传播,影响进入长江上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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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近年的发现研究,黄河彩陶文化明确传播到嘉陵江上游和邻近成都平原的岷江上游地区。庙底沟文化彩陶传播到西北以后,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由仰韶文化晚期(或称石岭下类型)过渡到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渊源于庙底沟文化,以弧边三角作衬底的旋纹是两个文化一脉相承的主体纹饰。黄河上游的庙底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彩陶,都先后影响了长江上游地区远古文化的发展,密切了两河之间的文化联系。

 

    在陕西华县泉护村,彩陶上也有这种形如飞盘的图形。在西乡何家湾,彩陶上见到标准的圆盘形纹,是绘在四瓣式花瓣纹之间的圆形中。在华阴南城子和秦安大地湾的彩陶盆上,有非常标准的圆盘形纹饰,它的上方还绘有一个圆点。大地湾还有叠绘的圆盘形纹,两个圆圈上下并列,圆中绘相同的圆盘形纹。在华阴南城子和华县西关堡,彩陶上的圆盘形垂直出现在圆圈中。有时在同一器上,圆盘形纹既有横行的,也有竖列的。这种重叠并列的圆盘形纹也见于陇县原子头的彩陶罐,并列的横行圆盘形纹多达四组,感觉更为张扬。原子头也有双联的圆盘形纹,也见到竖列的圆盘形纹。圆盘形纹一般都是绘在地纹圆圈纹中,这种固定的图案单元一般不会单独出现,它都是作为纹饰组合中的一元出现。它常常出现在各种复杂的旋纹组合中,有时也与一些简洁的纹饰组合在一起。

近年的发现表明,黄河上游彩陶向长江流域的南传,是由甘肃南部经嘉陵江上游到达岷江上游地区,然后直抵拒长江干流不远的大渡河边,南传开始的时间很可能不晚于庙底沟文化时期。在嘉陵江支流白龙江一带发现包含彩陶在内的庙底沟文化及后庙底沟文化遗存,如甘肃武都大李家坪就出土了一些这时期的彩陶,其中就有鱼纹[2]。当然由于陶片较为破碎,纹饰仅存鱼尾和鱼腮局部,发掘者也没有辨别出来(图7)。甘肃西南发现鱼纹彩陶的地点还有陇西二十里铺、西和宁家庄和礼县石嘴村、黑土崖和高寺头[3]。宁家庄见到的一件鱼纹彩陶,仅存鱼腮与身的接合部,复原的纹饰为无眼的典型鱼纹。黑土崖也有一件典型鱼纹残陶片,鱼身可能稍长一些。黑土崖的另一例鱼纹彩陶所绘为无头鱼纹,在本来为鱼头的位置绘着黑白对称的弯角弧形几何纹,复原的纹饰与秦安大地湾见到的同类鱼纹相同。又见高寺头也见到一件与黑土崖这件纹饰非常接近的彩陶片,也可能两者就是同一件,在有些论著里被混淆了。这几例无目与无头鱼纹,与秦安大地湾所见雷同(图8)。黑土崖还有一例彩陶片绘有简体鱼纹,纹饰仅存鱼纹尾身接合部(图8,下)。这几例鱼纹因为陶片过于破碎,在原报告中大多没有判明。

 

    将这种圆盘形纹饰作一个比较,可以区分为几种不同的样式。这种图形出现时的方向并不一致,一般以横平方向为多,而且明显凸起完全涂彩的那一面是向着下方,留白的一面则是向着上方。也有少数图形出现时垂直方向或略为倾斜的样式,倾斜时涂彩凸起的一面也是朝向下方,而垂直时涂彩凸起的一面是朝向左方,个别也有相反的情形。横行的圆盘形纹常有圆点作配合,圆点使纹饰单元产生出一种生动感。

在这一带发现鱼纹彩陶的同时,还见到一些圆圈纹与叶片纹彩陶,也都是庙底沟或后庙底沟文化风格。如四川茂县波西遗址见到的一例圆圈纹彩陶片,我采用两种构图复原,一种为双点穿圆式,一种为纯圆圈式,都属于庙底沟文化风格(图9)[4]。此外在一些地点还出土了双瓣式花瓣纹彩陶,武都大李家坪就见到两例,纹饰绘在同类的深腹盆上,叶片较为肥硕,中间也都绘有中分线(图10)。甘肃武都往南,在四川茂县的营盘山也意外见到几例双瓣式花瓣纹[5],叶片中也绘有中分线,可知这样的花瓣纹与大地湾和大李家坪属于同一类,时代可能也相差不远。这里还发现一例作双层排列的双花瓣纹,为它处所不见(图11)。

(责任编辑: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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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岷江上游的理县箭山寨、茂县营盘山和姜维城遗址发现了典型的马家窑文化彩陶。有可能彩陶的影响是由川西山地南下进入横断山区,丹巴县罕额依和汉源县狮子山遗址发现的彩陶便是南传的重要证据。茂县营盘山发现一件马家窑文化风格旋纹彩陶,构图介于双旋纹和叶片纹之间,绘制较为精细(图11,下)。

    这种特别纹饰的构图,过去并不清楚它的来历,也不明白它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不过现在有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线索,在华阴南城子和陇县原子头,圆盘形纹饰出现在鱼纹的头尾之间,这说明它与鱼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而在秦安大地湾和陇县原子头,在无头的鱼纹中,本该绘鱼头的位置上出现了这种圆盘形纹饰,这就更有意思了。

庙底沟文化彩陶向西特别是向西南的传播,将黄河文化传统带到长江上游区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庙底沟文化若干类彩陶纹饰的分布范围,远远超越了这个考古学文化自身的分布范围,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强大的推力,将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影响播散到了与它邻近的周围的考古学文化中,甚至传播到更远的考古学文化中。对于这样的推力,我认为可以用“浪潮”这样的词来描述,彩陶激起的浪潮一波一波地前行,一浪一浪地推进,它将庙底沟文化的艺术传统与精神文化传播到了更广大的区域,也传播到了岷江上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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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甘南至川西北茂汶一带的岷江上游地区,至晚在公元前4000年的年代已经纳入到黄河文化的强烈影响区域。来自黄河文化的影响,相信对成都平原史前文化的发展也产生过某种推力,只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在考古上找到有力的证据来说明。

    彩陶鱼纹的鱼头失踪之后,取而代之的主要是双花瓣与圆盘形纹饰组合,表明这两种纹饰与鱼纹有着紧密的联系,或者可以说,它们本是代表鱼头的。在它们独立成纹时,或者在纹饰有所变异时,也许依然是鱼的一个象征符号。

注释:

    在无头鱼纹中,另有一种加绘鸟首的鱼纹很值得关注。陕西武功游凤曾发现一件鱼纹彩陶壶,也不见鱼头,而在鱼头的位置却出现了一个鸟头纹,这样的鸟头纹在临潼姜寨遗址的彩陶壶上也见到过。其实类似的鸟头鱼纹在秦安大地湾和陇县原子头也都见到过,只是因为没有完整器,所以纹饰的原形不明晰,发掘者没有识别出来。彩陶上鱼身鸟首的结合,也许暗示了更深刻的文化背景,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当鱼纹化作无头或无身的样式,或者用其他图形取代鱼头鱼身,一定是有了相当大的变故。由彩陶鱼纹的无头案,引出来许多彩陶之外的问题,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彩陶的深刻意义。

[1]作者曾经到这一带作过田野调查和发掘,有最直接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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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武都县武都大李家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3集。

    庙底沟文化彩陶纹饰鱼头的这些变化,让我们追踪出了一些相关的纹饰,这是鱼头失踪之后取而代之者,这些纹饰为研究者进一步解释鱼纹的象征意义提供了重要线索。由这样的线索我们至少可以论定,庙底沟文化与半坡文化之间,在精神生活与艺术生活中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鱼是共同的艺术主题,鱼在两个文化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彩陶上鱼纹的这种变异,也让我们进一步相信鱼纹在史前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是非常深刻的,彩陶的意义也由鱼纹得到清晰的展现。

[3]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西汉水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6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西汉水流域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关于彩陶上几何形纹饰的产生,过去的研究似乎已经有了定论,即大量的几何形纹饰都是来源于象形纹饰,是象形纹饰逐渐简化的结果。到了后来,纹饰简化到只表现局部特征,而且明显夸张变形,意存而形已无,得其意而忘其象隐其形矣。纹饰如何简化,简化的原则是什么,是否完全依从由抽象到象征变化的规律,这样的问题还需要研究。由彩陶上的鱼纹我们发现,彩陶纹饰不仅有象形与抽象纹饰的结合现象,更有纹饰的替代现象,这样的结合与替代是象征性的改变或是延展,也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4]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波西遗址2002年的试掘》,《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4年;陈剑:《川西彩陶的发现与初步研究》,《古代文明》第五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

(责任编辑:高丹)

[5]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发掘报告》,《2000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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