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队首次进入伊朗开展发掘,中国考古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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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队开启伊朗之旅 发布时间:2017-03-20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水涛点击率: 2016年11—12月,来自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的考古队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东北部的北呼罗珊省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这是中国考古队首次进入伊朗高原,在当前“一带一路”的研究热潮中,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为了实施此项考古发掘计划,早在2015年夏天,南京大学即派人员赴伊朗,与伊朗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管理机构进行接洽,寻求国家层面的支持和许可。同时,与伊朗国立考古学研究中心、伊朗国立博物馆、德黑兰大学考古系以及北呼罗珊省文物保护管理机构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获得了伊朗考古学界的理解和配合。接着,到北呼罗珊省进行了实地考察,在筛选了60余处土丘遗址的资料信息后,最终决定发掘纳德利土丘(Tepe Naderi)。 纳德利土丘位于北呼罗珊省希尔凡市的近郊,是一个巨大的圆台形遗址,根据我们的实地测量,土丘现存高度20米,顶部直径78米,地面直径185米,经过探沟发掘得知,现地面以下5米深度才是原始的生土地面。这样一个巨大的人工堆积的土丘,显然不是在短期内形成的。经过对遗址各层位出土遗存的判别和分析后,我们发现,土丘顶部最晚的堆积和包含物,属于伊斯兰时期和近代的遗存。而中间层位的土坯建筑等,依据其他地点的同类发现对比分析,应该属于伊朗历史上的萨珊波斯和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土丘下部的地层出土有各种彩陶片,其中最早的属于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遗存,时代约为公元前4500年前后。由此可知,纳德利土丘作为人类活动的一个定居点,前后延续使用了6000年,堪称一个研究伊朗东部早期历史的遗址博物馆。 土丘遗址是西亚等地区常见的一种古代聚落遗存,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发端,分布遍及小亚细亚、伊拉克、伊朗,以及中亚的土库曼斯坦等地。由于在地平面上这种高大的土丘很容易被发现,因此很早就受到旅行家和探险家的关注。19世纪以来,来自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考古队,在西亚和中亚的广大范围内,已经发掘了几十处土丘遗址,重要的如伊朗的希萨尔土丘、土库曼斯坦的安诺土丘、土耳其的恰塔克乎尤克土丘等。 这些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获得全球考古学界的广泛认同。而在以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工作中,基本看不到中国学者的身影,听不到中国学者的声音。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考古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已经有条件参与国际合作交流活动,或者独立组织在国外的考古发掘项目。我国的考古学界已经不再满足于只是在外国考古的舞台上当观众和听众。 伊朗高原位于西亚与中亚、北方游牧文明与南方农业文明相互交流的十字路口。在历史上,西亚地区最早起源的小麦、大麦等植物栽培技术,绵羊、山羊等动物驯养技术,土坯建筑技术和早期冶金技术等,都是通过伊朗高原向东扩散的。公元前3千纪末,原始印欧人族群从位于咸海与里海之间的东欧草原向南方迁移,征服了伊朗北部的戈尔甘河流域。公元前2千纪的上半叶,这些雅利安人族群经过伊朗高原大举南下,对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地区的早期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他们是否曾经进入到了中国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学术界尚无明确的认识。 公元前5世纪前后,波斯帝国兴起后的版图范围横跨了西亚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向东一直到达兴都库什山西侧和印度河流域。公元前336—前323年,马其顿帝国兴起后,很快开始东征,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波斯帝国后,并未停止向东前进的脚步,一直征战到印度河流域,并在沿途地区设置了几十座要塞和城堡,开创了中亚历史上所谓的“希腊化”时期。公元前2世纪,丝绸之路开辟之后,生活于伊朗呼罗珊地区的粟特人,曾经是丝绸之路贸易中最活跃的中间商。自汉唐以降,来自西域的众多种类的植物、香料、宝石等商品,以及音乐、舞蹈、拜火教等文化和宗教习俗迅速传入中国内陆,逐渐成为汉唐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于伊朗高原在世界历史上的这种特殊作用和地位,使得这里成为了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也因此成为世界各国考古学家心中向往的圣地。如今,我们追随着前辈先贤的脚步,也来到了这片神奇的土地,有机会亲手挖掘深埋于地下的人类文化瑰宝,破解世界历史的谜团,找寻逝去的光荣与梦想。最重要的是,在世界历史研究的舞台上,可以展示中国考古学界的能力和魄力,努力承担起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责任和使命,这应该说是我们从事此项伊朗考古发掘的初衷。 目前,基础的考古发掘工作才刚刚开始,按照我们与伊朗有关方面的合作意向,第一期工作计划是以五年为一个周期。从世界考古学发展史来看,发掘纳德利土丘这样巨大的古代遗址,五年时间显然是不够的,长期的发掘工作应该要持续几十年。 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后期的文物保护与展示工作的需要,希望尽可能少破坏土丘的本体部分。同时,尽可能多地保留发掘中的遗迹现象,为今后的遗址公园建设、遗址博物馆的场景展示工作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这也是当今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大势所趋。我们要让更多的中国人借此了解伊朗历史,也让更多的伊朗人认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水平。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17日第6版)责编:韩翰

2016年11—12月,来自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的考古队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东北部的北呼罗珊省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这是中国考古队首次进入伊朗高原,在当前“一带一路”的研究热潮中,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为了实施此项考古发掘计划,早在2015年夏天,南京大学即派人员赴伊朗,与伊朗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管理机构进行接洽,寻求国家层面的支持和许可。同时,与伊朗国立考古学研究中心、伊朗国立博物馆、德黑兰大学考古系以及北呼罗珊省文物保护管理机构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获得了伊朗考古学界的理解和配合。接着,到北呼罗珊省进行了实地考察,在筛选了60余处土丘遗址的资料信息后,最终决定发掘纳德利土丘(Tepe Naderi)。 纳德利土丘位于北呼罗珊省希尔凡市的近郊,是一个巨大的圆台形遗址,根据我们的实地测量,土丘现存高度20米,顶部直径78米,地面直径185米,经过探沟发掘得知,现地面以下5米深度才是原始的生土地面。这样一个巨大的人工堆积的土丘,显然不是在短期内形成的。经过对遗址各层位出土遗存的判别和分析后,我们发现,土丘顶部最晚的堆积和包含物,属于伊斯兰时期和近代的遗存。而中间层位的土坯建筑等,依据其他地点的同类发现对比分析,应该属于伊朗历史上的萨珊波斯和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土丘下部的地层出土有各种彩陶片,其中最早的属于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遗存,时代约为公元前4500年前后。由此可知,纳德利土丘作为人类活动的一个定居点,前后延续使用了6000年,堪称一个研究伊朗东部早期历史的遗址博物馆。 土丘遗址是西亚等地区常见的一种古代聚落遗存,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发端,分布遍及小亚细亚、伊拉克、伊朗,以及中亚的土库曼斯坦等地。由于在地平面上这种高大的土丘很容易被发现,因此很早就受到旅行家和探险家的关注。19世纪以来,来自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考古队,在西亚和中亚的广大范围内,已经发掘了几十处土丘遗址,重要的如伊朗的希萨尔土丘、土库曼斯坦的安诺土丘、土耳其的恰塔克乎尤克土丘等。 这些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获得全球考古学界的广泛认同。而在以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工作中,基本看不到中国学者的身影,听不到中国学者的声音。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考古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已经有条件参与国际合作交流活动,或者独立组织在国外的考古发掘项目。我国的考古学界已经不再满足于只是在外国考古的舞台上当观众和听众。 伊朗高原位于西亚与中亚、北方游牧文明与南方农业文明相互交流的十字路口。在历史上,西亚地区最早起源的小麦、大麦等植物栽培技术,绵羊、山羊等动物驯养技术,土坯建筑技术和早期冶金技术等,都是通过伊朗高原向东扩散的。公元前3千纪末,原始印欧人族群从位于咸海与里海之间的东欧草原向南方迁移,征服了伊朗北部的戈尔甘河流域。公元前2千纪的上半叶,这些雅利安人族群经过伊朗高原大举南下,对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地区的早期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他们是否曾经进入到了中国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学术界尚无明确的认识。 公元前5世纪前后,波斯帝国兴起后的版图范围横跨了西亚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向东一直到达兴都库什山西侧和印度河流域。公元前336—前323年,马其顿帝国兴起后,很快开始东征,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波斯帝国后,并未停止向东前进的脚步,一直征战到印度河流域,并在沿途地区设置了几十座要塞和城堡,开创了中亚历史上所谓的“希腊化”时期。公元前2世纪,丝绸之路开辟之后,生活于伊朗呼罗珊地区的粟特人,曾经是丝绸之路贸易中最活跃的中间商。自汉唐以降,来自西域的众多种类的植物、香料、宝石等商品,以及音乐、舞蹈、拜火教等文化和宗教习俗迅速传入中国内陆,逐渐成为汉唐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于伊朗高原在世界历史上的这种特殊作用和地位,使得这里成为了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也因此成为世界各国考古学家心中向往的圣地。如今,我们追随着前辈先贤的脚步,也来到了这片神奇的土地,有机会亲手挖掘深埋于地下的人类文化瑰宝,破解世界历史的谜团,找寻逝去的光荣与梦想。最重要的是,在世界历史研究的舞台上,可以展示中国考古学界的能力和魄力,努力承担起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责任和使命,这应该说是我们从事此项伊朗考古发掘的初衷。 目前,基础的考古发掘工作才刚刚开始,按照我们与伊朗有关方面的合作意向,第一期工作计划是以五年为一个周期。从世界考古学发展史来看,发掘纳德利土丘这样巨大的古代遗址,五年时间显然是不够的,长期的发掘工作应该要持续几十年。 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后期的文物保护与展示工作的需要,希望尽可能少破坏土丘的本体部分。同时,尽可能多地保留发掘中的遗迹现象,为今后的遗址公园建设、遗址博物馆的场景展示工作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这也是当今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大势所趋。我们要让更多的中国人借此了解伊朗历史,也让更多的伊朗人认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水平。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17日第6版)责编:韩翰

“以往讲外国历史,都是外国学者研究的外国情况,将来中国学者就有可能给外国人介绍伊朗考古,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水涛告诉记者,伊朗的这一地区过去都是欧美学者做考古发掘,他们撤走后二十年来很少有外国考古队进驻。以往是外国考古队或探险队到中国来,这次我们是第一次迈出去,第一次实地到现场考察丝路沿线的地理、地貌、遗址类型以及风土人情,开始主动了解外国考古的历史、遗存保护现状,开展考古学文化课题研究。

 

南京大学张良仁教授报告俄罗斯考古新进展。资料图

  2015年7-8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水涛和张良仁教授携研究生刘彬彬访问了伊朗。此次访问的目的在于接触伊朗的文物考古机构,考察伊朗东北诸省,了解考古工作现状,选择遗址作为今后合作发掘的目标。在德黑兰市,他们先后拜访了伊朗文化遗产的主管部门、手工业和旅游组织(ICHTO) 、伊朗考古中心(ICAR)、国家博物馆和德黑兰大学;在伊朗东北部和中部他们总共考察了59个土丘遗址,其中既有未经发掘的,也有经过发掘的著名的遗址(如Tepe Yarim, Tepe Hissar, Tepe Sialk)。访问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果,伊朗方面不仅欢迎双方能在考古和文物保护领域开展合作,而且希望合作领域可以拓展到旅游以及历史、文学、语言学科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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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在此次论坛学术报告会上,水涛向与会代表报告了2016年度中—伊合作发掘项目成果。他说,伊朗北呼罗珊省土丘众多,土层堆积非常深厚,各种多样性的文化交互。据介绍,正在发掘的纳德利土丘体量巨大,土层堆积近30米,椭圆形的顶部直径80米,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地面直径185米。这些土丘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主要是铜石并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遗存。从不同地层获得的陶片的花纹看,它们体现了伊朗东部不同的文化遗存。

Tepe Sialk,卡尚市,6000BC-安息帝国。1933, 1934,1937年发掘;1999-2004年再次发掘。水涛摄

他说,南京大学考古队进驻伊朗开展考古合作发掘,在于探索伊朗的早期文明,以及这些文明与中国早期文明、与中亚、西亚的关系,从而逐步建立起这些文明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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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赴伊朗考古队员与伊方考古队员联合开展土丘钻探工作。资料图

德黑兰大学考古研究所,右起:水涛、瓦赫达提、塔拉伊和张良仁。刘彬彬摄

2016年,南京大学考古队在伊朗东部的北呼罗珊省,对当地土丘遗址正式开展勘探调查,对其中的NADERI土丘进行了勘探、测量和发掘。此前,南京大学与伊朗考古发掘主管部门达成了一个为期5年的合作发掘计划。

 

中伊考古队员联合探测“卡勒望湖-I遗址”。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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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是文明古国。历史上,伊朗曾经建立了阿契美尼德、安息、萨珊帝国,其版图覆盖了中亚,西与地中海沿岸文明接触,东与中国文明沟通,不仅创造出了非常独特的本土文明,而且与中国曾经发生了密切的文化交往,为丝绸之路的繁荣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根据文献记载,萨珊帝国境内的粟特人曾经来中国定居、经商并进入官府工作,在新疆、河西走廊和内地都建立了很多聚居地;他们带来了佛教、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也带来波斯乐、波斯舞、绘画和马球。当然,中国起源的水稻、造纸、丝绸和陶瓷技术也逐渐传播到了伊朗,为伊朗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两国学者开展合作考古,为揭示两国历史上的文化和科技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通过考察,双方决定选择北呼罗珊省的一座土丘作为以后合作发掘的对象。

5月13日上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教授张良仁向论坛代表报告了俄罗斯考古的新进展。他说,“卡勒望湖-I遗址”是一个青铜时代的聚落遗址,两个遗址的发掘地距俄罗斯小城——蛇山市不远,那是18世纪因开采金属矿而兴起的城市,金、银、铜等金属矿产极为丰富,远处流经的是额尔齐斯河。

Yam Tepe,北呼罗珊省,新石器-阿契美尼德时期。水涛摄   

2014年以来,南京大学考古队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大学一起,在俄罗斯被称作“矿区阿尔泰”区域对“卡勒望湖-I遗址”和“苏联路-I遗址”先后进行了发掘。

  伊朗于1971年与中国建交,从此以后两国的政治关系保持稳定。1992年以后,两国经济关系快速发展,在很多领域都有合作、交流。但两国在科学文化方面的合作交流还非常有限。19世纪以来,法、美、德等国的考古学家都曾长期在伊朗开展考古工作,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中国考古学者长期以来局限在国内工作,近些年才开始逐渐参与到世界考古当中,在世界考古上还缺少发言权。此次与伊朗合作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有助于中国更多的学者走上世界考古大舞台。

介绍遗址发掘区附近的地貌。资料图

中伊考古队在发掘的土丘前合影。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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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矿区阿尔泰考古引出新“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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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水涛教授向论坛与会代表报告2016年中国—伊朗合作发掘项目开展情况。

水涛教授介绍伊朗早期文化圈分布区位。资料图

“世界考古界看到了中国学者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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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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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仁提出,青铜时代的这些青铜器,来自于米努辛斯克盆地,因为这些铜器的器类都是耳环、手镯之类的装饰品,还有刀、短剑等工具,这些铜器的性质和冶炼技术与卡拉苏克文化很接近,早期冶炼技术的多样成分也与米努辛斯克盆地接近。报告会上,张良仁提出了一条冶炼技术传播的“假设路线”。“我们的工作方向是,额尔齐斯河在冶炼技术的传播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对中国北方的青铜器有什么贡献?它在中国家牛、家马的‘西来’传播上起什么作用?小麦是从西方传来的,走的是草原之路,额尔齐斯河是不是也是一条线路?这些都是我们将来要解决的问题。”(摄影:韩宏 资料图来源: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

发掘的两个遗址位于阿尔泰山西北,遗迹和出土文物均与冶炼有关。张良仁说,2016年至2017年,在“苏联路-I遗址”,发掘出兽骨、铜矿石、铜刀、铜片等器物,其中的铜渣送北京大学实验室获得了测年数据,由此解决了“绝对年代”问题。张良仁认为,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冶金技术起源于西亚,这个脉络是清晰的,但在“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4500年—前3000年),在伊朗、今南斯拉夫等东南欧区域和以色列区域,都发现了早期冶炼的遗址,说明冶炼技术起源于东南欧和西亚,有着多条传播路线,并非起源于一个地方。

(原文标题:中国考古队首次进入伊朗开展发掘。水涛教授说:“在国际考古界,会有中国学者的声音!” 图文转自:文汇网)

探沟中发现的遗迹。资料图

NADERI土丘探沟位置鸟瞰。资料图

5月13日,在西安举行的考古视野下的“丝绸之路”国家论坛上,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水涛教授对本报记者说:“几年前,我们顺应‘一带一路’倡议进入伊朗,成为第一个进入伊朗工作的中国考古队,这是一个突破!”“今年9月,我们将再次进驻伊朗的这个遗址,进行第二个年度的发掘,下半年还要去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发掘哈拉帕文化遗址,那里是最古老文明之一的印度河文明。”

发掘的两个遗址示意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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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伊考古队员对NADERI土丘进行地形测量。资料图

记者了解到,最近几年,南京大学考古队先后走进俄罗斯的阿尔泰地区和伊朗北呼罗珊省,开展国际考古合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谈及赴伊朗考古的意义,水涛教授说:“意义很大,首先是中国学者走到了世界舞台中间实地做工作,让世界考古界看到了中国学者的身影,看到了我们的工作,将来我们会逐渐地取得在世界的话语权;另外,也是推进‘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化的实力也要逐渐地体现出来。”他相信,如果能持续开展5年、10年工作,以后在这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我们都会逐渐取得主动,取得话语权,逐渐建立起中国的学术体系,拥有自己的成果,将来在国际考古界,会有中国学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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