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渭桥遗址2012年考古发掘收获,西安发现迄今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发掘领队:焦南峰   


时间:2012-5-30 12:19:36 来源:不详

    渭桥遗址坐落于今西安市未央区所属渭河南岸河滩,2012年4月在农民挖沙破坏后发现,陕西省文物局随即组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成立渭桥考古队,开展对相关遗址的考古工作。

渭桥遗址坐落于今西安市未央区所属渭河南岸河滩,2012年4月在农民挖沙破坏后发现,陕西省文物局随即组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成立渭桥考古队,开展对相关遗址的考古工作。

    2012年4月中旬,根据群众举报,在西安市北三环外西席村、高庙村北农田中两处挖沙坑内发现对两座暴露出的秦汉古桥,我们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后对其开展了考古调查,确认西席村北古桥正对汉长安城北墙中部城门厨城门,高庙村北古桥正对汉长安城北墙东端城门洛城门。为示区别,西席村北古桥称“厨城门桥”,高庙村北古桥称“洛城门桥”。后在周围区域调查中,于厨城门桥西侧约200米处发现另一古桥遗址,编号为“厨城门二号桥”。

2012年4月中旬,根据群众举报,在西安市北三环外西席村、高庙村北农田中两处挖沙坑内发现两座暴露出的秦汉古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后对其开展了考古调查,确认西席村北古桥正对汉长安城北墙中部城门厨城门,高庙村北古桥正对汉长安城北墙东端城门洛城门。为示区别,西席村北古桥称“厨城门桥”,高庙村北古桥称“洛城门桥”。后在周围区域调查中,于厨城门桥西侧约200米处发现另一古桥遗址,编号为“厨城门二号桥”。现将古桥调查情况及有关认识,简记如下。

    经调查、勘探和发掘确定,目前在未央区六村堡街道西席村北、未央区汉城街道高庙村北农田中至少存在2组5座桥梁。其中位于西席村北的古桥,因正对汉长安城北墙中间城门厨城门,故称“厨城门桥”,在该处发现四座桥梁,根据发现先后依次编号。其中位于中间者为厨城门一号桥,一号桥向西约200米为二号桥,向西80米左右为四号桥,一号桥向东约200米为三号桥。位于高庙村北古桥,正对汉长安城北墙洛城门,称“洛城门桥”。现除暂不具备发掘条件的厨城门二号桥和近日刚刚发现的四号桥外,至12月下旬渭桥考古队已对厨城门一号桥、三号桥、洛城门桥开展了考古勘探与发掘,各项发掘工作目前尚在进行之中。

经调查、勘探和发掘确定,目前在未央区六村堡街道西席村北、未央区汉城街道高庙村北农田中至少存在2组5座桥梁。其中位于西席村北的古桥,因正对汉长安城北墙中间城门厨城门,故称“厨城门桥”,在该处发现四座桥梁,根据发现先后依次编号。其中位于中间者为厨城门一号桥,一号桥向西约200米为二号桥,向西80米左右为四号桥,一号桥向东约200米为三号桥。位于高庙村北古桥,正对汉长安城北墙洛城门,称“洛城门桥”。现除暂不具备发掘条件的厨城门二号桥和近日刚刚发现的四号桥外,至12月下旬渭桥考古队已对厨城门一号桥、三号桥、洛城门桥开展了考古勘探与发掘,各项发掘工作目前尚在进行之中。

    一  厨城门桥   

一、厨城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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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城门桥,南北向,位于西安市沣东新城六村堡街道西席村北,地处西安市北三环北侧230米左右,正南1200米左右为西汉都城长安城北墙中间城门厨城门(汉长安城北墙城门位置据考古所1957年9月实测《汉长安城遗址范围及地形图》),正北380米左右为已建成的高铁附属建筑,直北3000左右为今渭河的南岸大堤,西北6800米左右为咸阳宫一号、二号遗址,向东与同时发现的洛城门桥相距约1700米左右(有关数值均在“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地理信息系统”中软件计算,下同)。

厨城门桥,南北向,位于西安市沣东新城六村堡街道西席村北,地处西安市北三环北侧230米左右,正南1200米左右为西汉都城长安城北墙中间城门厨城门(汉长安城北墙城门位置据考古所1957年9月实测《汉长安城遗址范围及地形图》),正北380米左右为已建成的高铁附属建筑,直北3000米左右为今渭河的南岸大堤,西北6800米左右为咸阳宫一号、二号遗址,向东与同时发现的洛城门桥相距约1700米左右(有关数值均在“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地理信息系统”中软件计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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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桥发现与发掘

  
    厨城门桥,发现于一个东西90米、南北65米,面积约5850平方米的挖沙坑内。该坑在去掉2.4米左右土层后,即在沙层表面暴露出桥桩顶部。由于挖取表面土层是用机械施工,故暴露于沙层面的古桥桥桩顶端均遭机械碾压,桥桩顶部原状遭到严重破坏,原始情况已然不详。在去掉表层土层后开始挖沙,至考古调查时,已由西向东挖沙3900平方米左右,深10.3米,给古桥西侧造成严重破坏。在挖沙过程中掘出的古桥桥桩、石构件,散乱堆砌在挖沙坑中约70平方米的地方。在北侧、西侧沙土堆中,零星散落方形、五边形石构件。

厨城门桥,发现于一个东西90米、南北65米,面积约5850平方米的挖沙坑内。该坑在去掉2.4米左右土层后,即在沙层表面暴露出桥桩顶部。由于挖取表面土层是用机械施工,故暴露于沙层面的古桥桥桩顶端均遭机械碾压,桥桩顶部原状遭到严重破坏,原始情况不详。在去掉表层土层后开始挖沙,至考古调查时,已由西向东挖沙3900平方米左右,深10.3米,给古桥西侧造成严重破坏。在挖沙过程中掘出的古桥桥桩、石构件,散乱堆砌在挖沙坑中约70平方米的地方。在北侧、西侧沙土堆中,零星散落方形、五边形石构件。

    古桥发现与发掘

2012年4月8日,接群众举报,在西安西北汉长城北侧西席村农田挖沙中发现木桩等文物,考古机构随即对其进行实地勘察,并及时与文物稽查队进行联系,阻止古桥的进一步破坏。并对西席村北农田中古桥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测量,并根据线索,调查发现了位于高庙北村北侧农田中的另外一座古桥。根据采集遗物,初步判断二座古桥的时代大体为秦汉时期。在进行精确测量,并将相关数据置于之前已基本完成的阿房宫与上林苑地理信息系统后,得以确定位于西席村北古桥正对汉长安城北城墙中间城门厨城门,是厨城门外跨跃渭河的古桥,而位于高庙北村的古桥正对汉长安城北城墙东侧城门洛城门,是洛城门外横跨渭河的古桥,位置相当重要。之后陕西省文物局组织西安市文物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考古研究院等行政、业务机构,商谈开展古桥的抢救性考古与保护事宜。确定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渭桥考古队开展考古工作,古桥发掘的各项工作随即展开。

  
    厨城门桥的地层堆积暂可从挖沙坑东部南壁了解,一般在现地表下有一层厚约0.8米的垃圾填埋层,之下0.45米左右为扰土层,下为厚达0.95米汉代文化层,桥桩顶端即叠压于汉代文化层下,竖直立于原应为河道的淤土、沙层之中。

厨城门桥的地层堆积暂可从挖沙坑东部南壁了解,一般在现地表下有一层厚约0.8米的垃圾填埋层,之下0.45米左右为扰土层,下为厚达0.95米汉代文化层,桥桩顶端即叠压于汉代文化层下,竖直立于原应为河道的淤土、沙层之中。 经测量,在挖沙坑范围内暴露、破坏的厨城门桥,东西宽18.4米,南北长63米左右,原位未曾移动桥桩有70余根,散落堆置的桥桩数目尚无法统计。而据当地村民介绍,过去在挖沙坑北侧挖掘鱼塘的过程中,亦曾有木桩、瓦砾等遗存的较多发现。

    2012年4月8日,接群众举报,在西安西北汉长城北侧西席村农田挖沙中发现木桩等文物,考古机构随即对其进行实地勘察,并及时与文物稽查队进行联系,阻止古桥的进一步破坏。并对西席村北农田中古桥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测量,并根据线索,调查发现了位于高庙北村北侧农田中的另外一座古桥。根据采集遗物,初步判断二座古桥的时代大体为秦汉时期。在进行精确测量,并将相关数据置于之前已基本完成的阿房宫与上林苑地理信息系统后,得以确定位于西席村北古桥正对汉长安城北城墙中间城门厨城门,是厨城门外跨跃渭河的古桥,而位于高庙北村的古桥正对汉长安城北城墙东侧城门洛城门,是洛城门外横跨渭河的古桥,位置相当重要。之后陕西省文物局组织西安市文物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考古研究院等行政、业务机构,商谈开展古桥的抢救性考古与保护事宜。确定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渭桥考古队开展考古工作,古桥发掘的各项工作随即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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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散落堆置桥桩看,桥桩残长约6.2~8.8米,周长约1~1.47米,一般都是将原木的下端削为长约1米左右的三角锥形,而向上则保持原木形状,有的还有树皮残存。

 

厨城门一号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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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散落的石构件看,其大体可分规格不等的四种形状:长方形石构件,边长0.9~1米、宽0.43~0.75米、厚约0.33~0.47米;近方形石构件,一种边长0.69~0.7米、厚0.42米,一种边长0.93~0.96米、厚0.38米;长条形石构件,残长1.2米、宽0.4米,厚0.33米;五边形石构件,一种通高0.93米、顶边长0.5米,底边长0.73米,厚0.53米,带边长0.08米、深0.08米卯眼,一种通高0.97米、顶边长0.5米、边长0.6米、宽0.7米、厚0.52米,中部带榫,直径0.12米、高0.04米。在一些石块侧面有“巳”“杠上”“左四”“子五”等题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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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城门一号桥,位于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街道西席村北,地处西安市北三环北侧230米左右,正南1200米左右为西汉都城长安城北墙中间城门厨城门(汉长安城北墙及城门位置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7年9月实测《汉长安城遗址范围及地形图》,下同),正北380米左右为已建成的高铁附属建筑,直北3000左右为今渭河南岸大堤,西北6800米左右为咸阳宫一号、二号遗址,向东与洛城门桥相距约1700米左右(有关数值均在“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地理信息系统”中软件计算而来,下同)。

  
    经测量,在挖沙坑范围内暴露、破坏的厨城门桥,东西宽18.4米,南北长63米左右,原位未曾移动桥桩有70余根,散落堆置的桥桩数目尚无法统计。而据当地村民介绍,过去在挖沙坑北侧挖掘鱼塘的过程中,亦曾有木桩、瓦砾等遗存的较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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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城门一号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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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散落堆置桥桩看,桥桩残长约6.2-8.8米,周长约1-1.47米,一般都是将原木的下端削为长约1米左右的三角锥形,而向上则保持原木形状,有的还有树皮残存。  

    厨城门一号桥,位于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街道西席村北,地处西安市北三环北侧230米左右,正南1200米左右为西汉都城长安城北墙中间城门厨城门(汉长安城北墙及城门位置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7年9月实测《汉长安城遗址范围及地形图》,下同),正北380米左右为已建成的高铁附属建筑,直北3000左右为今渭河南岸大堤,西北6800米左右为咸阳宫一号、二号遗址,向东与洛城门桥相距约1700米左右(有关数值均在“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地理信息系统”中软件计算而来,下同)。

该桥为南北向木梁柱桥,横跨在东西流淌的渭河之上。经发掘确定,桥梁东西两侧桥桩之间的宽度约为15.4米。桥梁北端在发掘后已大体确定,北端位于发掘区南端向北约200米处,桥梁南端据早期大比例地图及物探资料,大体应位于今唐家村北旧皂河河道南岸附近,经测量,桥梁南北长度约在880米左右。

 
    从散落的石构件看,其大体可分规格不等的四种形状:长方形石构件,边长0.9-1米、宽0.43-0.75米、厚约0.33-0.47米;近方形石构件,一种边长0.69-0.7米、厚0.42米,一种边长0.93-0.96米、厚0.38米;长条形石构件,残长1.2米、宽0.4米,厚0.33米;五边形石构件,一种通高0.93米、顶边长0.5米,底边长0.73米,厚0.53米,带边长0.08米、深0.08米卯眼,一种通高0.97米、顶边长0.5米、边长0.6米、宽0.7米、厚0.52米,中部带榫,直径0.12、高0.04米。在一些石块侧面有“巳”、“杠上”、“左四”、“子五”等题刻。从未经扰动的河道堆积看,在桥桩露头下2-3米左右还有各种规格、形状的石构件散落分布在桥桩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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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厨城门桥露头的桥桩看,东西向桥桩排列较紧密,一般间距在0.7米左右,甚至更近,而南北排桥桩之间的间距明显较大,一般在在4.5-5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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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桥桥桩残长约6.2-8.8米,周长约0.5-1.5米,一般都是将圆木一端削出长约1米以上的三角锥形插于河床之中。桥桩顺河流方向东西排列,间距不等,南北两排桥桩间距约3—7米。从发掘情况看,不仅多处发现有粗细不等桥桩密集成堆的现象,而且还发现一些桥桩开口高度相差达2米左右,显示出古桥使用时间较长,经多次维修、续建。桥桩一般竖立与河床之中,但也发现较多桥桩受水流冲刷而倾斜甚至横置于河床的现象。

   
    厨城门二号桥,位于厨城门桥西200米左右沙坑中,残立1根桥桩、散落3根桥桩,其中直立桥桩周长1.47米,地面以上高2.85米,仆倒在地的一根桥桩长3.85米,周长1.1米,下端三棱形。

    该桥为南北向木梁柱桥,横跨在东西流淌的渭河之上。经发掘确定,桥梁东西两侧桥桩之间的宽度约为15.4米(约合秦汉六丈六尺)。桥梁北端在发掘后已大体确定,北端位于发掘区南端向北约200米处,桥梁南端据早期大比例地图及物探资料,大体应位于今唐家村北旧皂河河道南岸附近,经测量,桥梁南北长度约在880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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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厨城门桥附近,采集到细密绳纹、粗绳纹瓦片、素面半瓦当等建筑材料,结合构筑特点、古桥所在位置、出土遗物,判断此桥当为秦汉古桥。  

 

在清理早期挖沙破坏堆积及探方发掘中,在一号桥均发现有大量青石、砂岩质长方形、方形、五边形、梯形等多种形状规格不等的大型石构件。其中长方形石构件一般边长0.9-1、宽0.43-0.75、厚约0.33-0.47米;近方形石构件,有的边长0.69-0.7、厚0.42米,有的边长0.93-0.96、厚0.38米;长条形石构件,残长1.2、宽0.4,厚0.33米;五边形石构件,有的通高0.93、顶边长0.5,底边长0.73,厚0.53米,带边长0.08、深0.08米卯眼;有的通高0.97、顶边长0.5、边长0.6、宽0.7、厚0.52米,中部带榫,直径0.12、高0.04米。较多的石构件上发现有一处或多处刻字或墨书题记,内容主要为编号和人名。从痕迹看,五边形石构件之间应以铁榫和白灰粘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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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理出的桥梁所在河道堆积物中,发现大量的半两、五铢、大泉五十铜钱,少量开元通宝、乾元重宝铜钱,个别皇宋通宝铜钱,以及绳纹板瓦、筒瓦、瓦当残块、青砖块、残碑等遗物。据此推测该桥可能始建于秦,为汉使用,沿用到唐或更晚的宋代,之后废弃,前后延续达一千余年。而从掩埋桥梁的上层淤沙中发现明代青花瓷片的情况推测,桥桩至此到明代尚露于水中,未完全掩埋。

    二    洛城门桥   

    该桥桥桩残长约6.2-8.8米,周长约0.5-1.5米,一般都是将圆木一端削出长约1米以上的三角锥形插于河床之中。桥桩顺河流方向东西排列,间距不等,南北两排桥桩间距约3—7米。从发掘情况看,不仅多处发现有粗细不等桥桩密集成堆的现象,而且还发现一些桥桩开口高度相差达2米左右,显示出古桥使用时间较长,经多次维修、续建。桥桩一般竖立与河床之中,但也发现较多桥桩受水流冲刷而倾斜甚至横置于河床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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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城门桥,南北向,位于西安市未央区汉城街道高庙村北,地处西安市北三环北侧200米左右,正南750米左右为西汉都城长安城北墙东侧城门洛城门,正北440米左右为已建成的高铁附属建筑,直北3500左右为今渭河的南岸大堤,向西与厨城门桥相距约1700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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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城门桥,位于一个东西约44、南北约100米,面积约4100平方米的北侧有坡道的曲尺形挖沙坑内。该坑在去掉1-1.2米左右厚土层后,即在沙层表面暴露出桥桩顶部。调查时该坑已暂停挖沙,坑内竖立3根桥桩,沙坑周围扔弃有10根桥桩。在此坑北侧96米左右另一挖沙坑南壁下,可见到竖立桥桩1根,北侧200左右一挖沙后用垃圾回填坑的附近,也扔弃有5根桥桩。
 
  
    从挖沙坑内竖立的3根桥桩看,其东西相距15.2米,木桥宽度应不少此数,从桥桩在南北250米范围内均有分布情况看,木桥残长亦当不少于此。从扔弃、竖立的桥桩测量看,其长3.45-9米、周长0.6-1.56米,下部为长约0.4-2.1米的三角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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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树芝初步鉴定,一号桥桥桩用材有桢楠、铁杉、圆柏等树种,大规模的树种鉴定与年轮测定正在陆续取样与开展中。此外,有专家提出应对每个桥桩均要取样进行碳十四侧年,据此进行桥桩年代判定,进而进一步对桥梁建设、使用、续修及废弃等问题进行研究。

    在古桥桥桩附近沙层中,采集到较多汉代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此外附近还扔弃有大型U形铁构件。结合构筑特点、古桥所在位置、出土遗物,初步判断此桥当汉代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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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初步认识   

    在清理早期挖沙破坏堆积及探方发掘中,在一号桥均发现有大量青石、砂岩质长方形、方形、五边形、梯形等多种形状规格不等的大型石构件。其中长方形石构件一般边长0.9-1、宽0.43-0.75、厚约0.33-0.47米;近方形石构件,有的边长0.69-0.7、厚0.42米,有的边长0.93-0.96、厚0.38米;长条形石构件,残长1.2、宽0.4,厚0.33米;五边形石构件,有的通高0.93、顶边长0.5,底边长0.73,厚0.53米,带边长0.08、深0.08米卯眼;有的通高0.97、顶边长0.5、边长0.6、宽0.7、厚0.52米,中部带榫,直径0.12、高0.04米。较多的石构件上发现有一处或多处刻字或墨书题记,内容主要为编号和人名。从痕迹看,五边形石构件之间应以铁榫和白灰粘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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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前所见较多地图中,汉长安城北侧所绘河流名皂河,不确。秦汉时期汉城北侧当为渭河。《汉书•成帝纪》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秋,关内大水。七月,虒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走入横城门,阑入尚方掖门,至未央宫钩盾中。 应劭曰:“虒上,地名,在渭水边。”   

 

厨城门三号桥

    根据此则记载,小女陈持弓当住渭河之滨。当她听闻大水将至后,慌慌忙忙从横城门进入汉长安城,并一直向南跑入未央宫内。这就表明,当时在她所居住的渭河之滨到横城门之间,应再无其它河流。故而《水经注》卷一九载“渭水又东迳长安城北,汉惠帝元年筑,六年成”,《长安志》一二载“长安,盖古乡聚名。在渭水南,隔渭水北对秦咸阳宫,汉于其地筑未央宫,谓大城曰长安城”。也就是说,当时汉城北临渭水,汉长安城外新发现的正对汉长安城北侧城门的秦汉古桥均应为跨越渭河之桥——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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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城门三号桥位于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街道西席村北,紧邻西安市北三环,与厨城门一号桥相距约200米。

  
    现发现的厨城门桥东西两侧桥桩之间宽18.4米,合汉代八丈,为目前发现的最大最早的同类古桥;洛城门桥东西桥桩之间间距15.2米,合汉代六丈六尺,规模宽广。据采集建筑材料的对木桥位置的初步判断,厨城门桥可能是始建于秦代,沟通渭北咸阳宫、渭南兴乐宫(汉长乐宫)的交通枢纽渭桥,到汉代为中渭桥,是由汉长安城向北的最重要桥梁。而从位置推测,洛城门桥可能即是文献所载汉景帝所修通向阳陵的渭桥。   

 

该桥是考古队在进行厨城门一号桥的调查、清理过程中,从当地群众口中得到线索,然后经考古勘探而确定,后对其开展试掘确定,发掘面积约460平方米。

    由于汉长安城西侧、南侧存在着以建章宫等宫观为核心并有墙垣围护的上林苑,致使长安城的对外交通被迫形成了东、北两向为主的交通格局,因此位于汉长安城北侧的渭桥,就成为长安城北向、西向交通的第一关键。如汉文帝入京继位大统、南匈奴单于归顺入京等重要大事均发生于渭桥之上,使渭桥在具有无可替代的交通地位外,同时具有了很高的文化含义,在较长时间内于文化史上具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清理出的桥梁所在河道堆积物中,发现大量的半两、五铢、大泉五十铜钱,少量开元通宝、乾元重宝铜钱,个别皇宋通宝铜钱,以及绳纹板瓦、筒瓦、瓦当残块、青砖块、残碑等遗物。据此推测该桥可能始建于秦,为汉使用,沿用到唐或更晚的宋代,之后废弃,前后延续达一千余年。而从掩埋桥梁的上层淤沙中发现明代青花瓷片的情况推测,桥桩至此到明代尚露于水中,未完全掩埋。

经发掘确定,该桥为南北向木梁柱桥,其东西两侧桥桩之间宽约8.3米,南北两列桥桩之间间距约6-7米。由于发掘区南北两侧多为建筑或现代垃圾堆置,无法开展考古勘探与发掘,故桥梁长度暂且不详。

  
    新发现和确定的厨城门桥、洛城门桥两座渭桥,是迄今为止规模所见最大的秦汉古桥。其规格巨大,横跨渭河,是汉代最为重要的桥梁之一,对秦汉考古学、秦汉交通史、中国古代桥梁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它们的发现,不仅是汉长安城周边地区秦汉路网、水网系统寻找、确定的重要收获,而且将极大推进相关路网、水网的寻找确定,对汉长安城遗址的保护、对秦汉都城交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而据文献记载,渭桥之畔有渭桥宫或渭桥观,因此厨城门桥、洛城门桥位置的确定,也就为渭桥宫或渭桥观的寻找,提供了确切地标,对秦汉上林苑宫观建筑的考古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价值。此外,两座渭桥的发现,为确定秦汉时期渭河河道南岸的确定也将提供确切资料,不仅对渭河发育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更可根据文献记载,为秦咸阳城南界的确定提供重要线索,对秦都咸阳的保护与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与此同时,由于渭桥在秦汉史、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相关渭桥的发现,还可为若干与此有关的典故、事迹,找到确切的“原生地”,文化意义同样重要。
 
   
    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在调查确认厨城门桥、洛城门桥后,为更好保护文化遗产,已在西安市文物局、未央区文物局、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的积极协助下,根据桥梁走向,在暴露出的厨城门桥、洛城门桥南北两侧开展着考古调查和局部勘探,继续寻找确认古桥南北两端,以确定古桥保存长度,并探寻渭桥南岸的相关建筑遗存。而将挖沙中被扔置一侧的古桥桥桩、石构件则由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加以收集、保管,积极开展古桥遗址的整体保护。(刘瑞、李毓芳、张翔宇、柴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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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掘区内东北,发现有一条长约12、直径约0.048米的绳索蜿蜒埋藏于沙层之中,其西端系于一横置木梁之上。

 

该桥桥桩周围发现堆置有大量卵石,推测其原应为护桩之用。从较多卵石上发现有铁榫残存的情况推测,桥桩周围的卵石上原或曾有铁质网络存在,保护护桩卵石不在河流冲刷中流失。

 

在卵石之间沙层中包含较多的绳纹瓦片、青砖残块、夹砂钱范残块、陶制器物残片、褐釉瓷、青花瓷残片。目前卵石正通过解剖沟向下清理,桥梁时代尚待进一步确定。

 

洛城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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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城门桥位于西安市未央区汉城街道高庙村北,地处西安市北三环北侧200米左右,正南750米左右为西汉都城长安城北墙东侧城门洛城门,正北440米左右为已建成的高铁附属建筑,直北3500左右为今渭河的南岸大堤,向西与厨城门桥相距约1700米左右,发掘面积约400平方米。

 

经发掘确定,该桥为南北向木梁柱桥,东西两侧桥桩之间宽约15米,已发现东西3排桥桩,相邻两排桥桩间距约9—10米。由于发掘区南北两侧多为建筑或现代垃圾堆置,无法开展考古勘探与发掘,桥梁长度尚待进行进一步工作后确定。

    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树芝初步鉴定,一号桥桥桩用材有桢楠、铁杉、圆柏等树种,大规模的树种鉴定与年轮测定正在陆续取样与开展中。此外,有专家提出应对每个桥桩均要取样进行碳十四侧年,据此进行桥桩年代判定,进而进一步对桥梁建设、使用、续修及废弃等问题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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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桥受渭河破坏严重,发掘区西侧桥梁暂未露头,经勘探,在据探方内现清理面下2.8米左右有木头存在,推测此处桥桩或残断或被冲倒于河床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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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桥的桥梁结构及出土遗物看,该桥的始建可能要晚于厨城门一号桥,由于该桥受水毁较为严重且正在发掘之中,桥梁的始建与废弃时间均暂且不详。

 

目前发掘桥桩的树种鉴定与年轮测定工作,正在陆续取样与测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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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厨城门三号桥

渭桥遗址的发现地西安,是我国封建社会最著名朝代秦、汉、唐王朝的首都所在,渭河上诸桥梁一直是都城附近最主要交通线上的最重要桥梁。

    厨城门三号桥位于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街道西席村北,紧邻西安市北三环,与厨城门一号桥相距约200米。

秦代,因渭河横亘与渭北咸阳宫与渭南章台宫、兴乐宫、阿房宫及上林苑间,到秦始皇进行都城规划时,就有了“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的营造思想。这样,无论是渭河还是渭河上的桥梁,就不仅都成为我国第一个统一封建王朝都城布局的关键,而且也是渭河南北发展、建设与联系的枢纽。

    该桥是考古队在进行厨城门一号桥的调查、清理过程中,从当地群众口中得到线索,然后经考古勘探而确定,后对其开展试掘确定,发掘面积约460平方米。

汉代,在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惠帝建设城墙之后,渭河从统一秦王朝都城的城内河,一变成大汉都城北侧的城外河,于是位于渭河上的诸桥梁就成为通向京师大道上的最重要建筑。由于汉代在长安城的西侧与南侧,存在着以建章宫等宫观为核心,并有墙垣围护的上林苑,使得长安城的对外交通被迫形成了仅有东、北两向的交通格局。这样,位于汉长安城北侧的渭河和渭桥,就在长安城北向、北向后西向交通线上最为关键。如汉文帝入京继位大统、南匈奴单于归顺入京等一系列重要大事,就均发生于渭桥之上,使渭桥在具有了无可替代的交通地位外,更具有了崇高的文化含义,“渭桥”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于文化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经发掘确定,该桥为南北向木梁柱桥,其东西两侧桥桩之间宽约8.3米,南北两列桥桩之间间距约6-7米。由于发掘区南北两侧多为建筑或现代垃圾堆置,无法开展考古勘探与发掘,故桥梁长度暂且不详。

建国后,秦咸阳宫、汉长安城的考古工作分别在相关考古机构的主持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由于各种原因的限制,对横亘与两座城址间渭河上的古桥考古,一直处于空白状态,严重制约了于此有关学术问题的探讨与深入。

 

2012年西安北郊新发现的渭桥遗址,规模巨大、布局完整、排列有序、内涵丰富,不仅是迄今所发现的最大的秦汉木梁柱桥梁遗址,而且也是现知同时期全世界最大的木构桥梁。在厨城门一号桥发现的大量长方形、五边形石构建材及有关考古迹象,显示出该桥可能还是一座罕见的木、石构相结合的大型桥梁,在中国古代桥梁史上具有着重要的地位。渭桥遗址的发现,是陕西地区秦汉考古的重要发现,它不仅填补了全国秦汉考古工作的一项空白,而且还大大地丰富了西安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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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渭桥遗址的发现,过去困扰学术界多年的汉长安城北侧路网、水网问题已逐渐得以解决,这无论对汉长安城遗址保护、还是对秦汉都城交通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价值。在两组五座渭桥的发现后,随着今后对各桥梁南北两端位置的确定,我们即可据此确定秦汉直至唐宋时期渭河河道的具体位置、河床宽度及两岸所在,这不仅对渭河发育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秦咸阳城的保护与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发掘区内东北,发现有一条长约12、直径约0.048米的绳索蜿蜒埋藏于沙层之中,其西端系于一横置木梁之上。

同时,由于渭桥在秦汉史、中国文化史上曾具有的重要地位,在一系列渭桥发现和得到妥善保护后,若干以渭桥为背景的典故、事迹,就有了确切的“原生地”,渭桥发掘在传统文化的保护及发扬上的意义同样重要。

    该桥桥桩周围发现堆置有大量卵石,推测其原应为护桩之用。从较多卵石上发现有铁榫残存的情况推测,桥桩周围的卵石上原或曾有铁质网络存在,保护护桩卵石不在河流冲刷中流失。

根据目前迹象,厨城门桥可能是著名的中渭桥遗址,在秦汉唐时期不仅是社会经济、文化、军事行为的重要孔道,而且还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是丝绸之路从汉长安城出发后的第一座桥梁,承载着巨大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是开展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在卵石之间沙层中包含较多的绳纹瓦片、青砖残块、夹砂钱范残块、陶制器物残片、褐釉瓷、青花瓷残片。目前卵石正通过解剖沟向下清理,桥梁时代尚待进一步确定。

    洛城门桥

    洛城门桥位于西安市未央区汉城街道高庙村北,地处西安市北三环北侧200米左右,正南750米左右为西汉都城长安城北墙东侧城门洛城门,正北440米左右为已建成的高铁附属建筑,直北3500左右为今渭河的南岸大堤,向西与厨城门桥相距约1700米左右,发掘面积约400平方米。

    经发掘确定,该桥为南北向木梁柱桥,东西两侧桥桩之间宽约15米,已发现东西3排桥桩,相邻两排桥桩间距约9—10米。由于发掘区南北两侧多为建筑或现代垃圾堆置,无法开展考古勘探与发掘,桥梁长度尚待进行进一步工作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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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桥受渭河破坏严重,发掘区西侧桥梁暂未露头,经勘探,在据探方内现清理面下2.8米左右有木头存在,推测此处桥桩或残断或被冲倒于河床至少。

    从该桥的桥梁结构及出土遗物看,该桥的始建可能要晚于厨城门一号桥,由于该桥受水毁较为严重且正在发掘之中,桥梁的始建与废弃时间均暂且不详。

    目前发掘桥桩的树种鉴定与年轮测定工作,正在陆续取样与测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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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义

    渭桥遗址的发现地西安,是我国封建社会最著名朝代秦、汉、唐王朝的首都所在,渭河上诸桥梁一直是都城附近最主要交通线上的最重要桥梁。

    秦代,因渭河横亘与渭北咸阳宫与渭南章台宫、兴乐宫、阿房宫及上林苑间,到秦始皇进行都城规划时,就有了“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的营造思想。这样,无论是渭河还是渭河上的桥梁,就不仅都成为我国第一个统一封建王朝都城布局的关键,而且也是渭河南北发展、建设与联系的枢纽。

    汉代,在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惠帝建设城墙之后,渭河从统一秦王朝都城的城内河,一变成大汉都城北侧的城外河,于是位于渭河上的诸桥梁就成为通向京师大道上的最重要建筑。由于汉代在长安城的西侧与南侧,存在着以建章宫等宫观为核心,并有墙垣围护的上林苑,使得长安城的对外交通被迫形成了仅有东、北两向的交通格局。这样,位于汉长安城北侧的渭河和渭桥,就在长安城北向、北向后西向交通线上最为关键。如汉文帝入京继位大统、南匈奴单于归顺入京等一系列重要大事,就均发生于渭桥之上,使渭桥在具有了无可替代的交通地位外,更具有了崇高的文化含义,“渭桥”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于文化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建国后,秦咸阳宫、汉长安城的考古工作分别在相关考古机构的主持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由于各种原因的限制,对横亘与两座城址间渭河上的古桥考古,一直处于空白状态,严重制约了于此有关学术问题的探讨与深入。

    2012年西安北郊新发现的渭桥遗址,规模巨大、布局完整、排列有序、内涵丰富,不仅是迄今所发现的最大的秦汉木梁柱桥梁遗址,而且也是现知同时期全世界最大的木构桥梁。在厨城门一号桥发现的大量长方形、五边形石构建材及有关考古迹象,显示出该桥可能还是一座罕见的木、石构相结合的大型桥梁,在中国古代桥梁史上具有着重要的地位。渭桥遗址的发现,是陕西地区秦汉考古的重要发现,它不仅填补了全国秦汉考古工作的一项空白,而且还大大地丰富了西安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内涵。

    随着渭桥遗址的发现,过去困扰学术界多年的汉长安城北侧路网、水网问题已逐渐得以解决,这无论对汉长安城遗址保护、还是对秦汉都城交通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价值。在两组五座渭桥的发现后,随着今后对各桥梁南北两端位置的确定,我们即可据此确定秦汉直至唐宋时期渭河河道的具体位置、河床宽度及两岸所在,这不仅对渭河发育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秦咸阳城的保护与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由于渭桥在秦汉史、中国文化史上曾具有的重要地位,在一系列渭桥发现和得到妥善保护后,若干以渭桥为背景的典故、事迹,就有了确切的“原生地”,渭桥发掘在传统文化的保护及发扬上的意义同样重要。

    根据目前迹象,厨城门桥可能是著名的中渭桥遗址,在秦汉唐时期不仅是社会经济、文化、军事行为的重要孔道,而且还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是丝绸之路从汉长安城出发后的第一座桥梁,承载着巨大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是开展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渭桥考古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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