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挣工分的日子

原标题:《有一种农活叫“坐更”》

戴建东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丰三队有一户姓彭的人家。老二结了婚之后,才去部队当兵。彭老二那年才二十出头,人长得帅,又身强体壮的。去考兵的时候,部队领导一眼就看中了他。老二虽然父母早逝,但他还是娶了邻村,比自己大三岁的苏家姑娘为妻。临走的时候,家里除了媳妇之外,还有一个半岁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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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农活叫“坐更”


  苏二嫂二十三四岁,人长得标致,算得上是村里的一枝花。丈夫出去当兵之后,生产队里的臭男人们,都对她垂涎欲滴。

我在Pαnsy公司种的花生地

杨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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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的农村,每年到了年底农闲的时候,公社都要组织社员们,去挑土修长江大堤。官方把这种农活叫水利任务,民间称上堤。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农村生产资料,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因此,集体土地的规划种植,牲畜饲养,副业发展,生产农具的配置使用,劳动力的组织分工,都得按上级制定的计划,由队委会组织实施,或者说基本上就是生产队长说了算。

金华党史网转载了本文

  有时候上堤,要去几十里远的地方,大家一去就是两个月。公社要求,每个生产队的男劳力全部要上,家中有老人照看的女社员和还没有出嫁的女劳力,也要去。

这是属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出生的人的记忆。

单说这劳动力的工种分配,除了三麦,水稻,玉米,棉花这些主要作物的种植,还有豇小绿豆,山芋、萝卜、芝麻等十多种五谷杂粮,一年四季,从种到收。粉坊、油坊、豆腐坊运作,大小牲畜饲养,农田水利建设。这些农活有轻有重,有简有繁,林林总总!然而,有一种农活,觉得特别的轻松而惬意,那就是“坐更”。

  家里面有小孩没老人照看的和正在喂奶的女社员,可以不去。但在家里,也要干一些其他的农活。苏二嫂家里有小孩却没有老人照看,她不用上堤。

我小的时候,我们生产队里就种小油果花生,我们那里是传统的花生区,一直盛产花生。这种花生含油量高,品质非常好,一口吃下去油津津的。这在那个饥荒的年代无论是对大人还是小孩都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更,时间单位,一夜分为五更。坐更,即打更或夜间值守。每逢作物收获季节,一些饥不择食的小民便蠢蠢欲动,揩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油,将生产队里的成熟作物偷回来据为己有。因此,这就便衍生出两个工种——“看青”和“坐更”。

2017年9月4日金华日报九版刊发了本文

  虽然男劳力都要去,可每个生产队里,也要留一两名干部值班。生产队长上堤,政治队长就留守;政治队长去呢,生产队长就留守。还有一个不去的男人,那就是生产队的保管员,他是负责后勤的。堤上没有了柴米油盐菜,他就在家里组织,等运输队回来了,就把它们拉去。

只可惜,生产队里的花生是属于大集体的,公家的,神圣不可侵犯。尽管有时候地里已经被收拾得几乎是一无所有,但全生产队的人,包括拳头大的小孩,都不能随便靠近花生地。有谁胆敢在生产队的地边上挨挨蹭蹭,就会有想偷窃的嫌疑,轻则扣工分,重则移交革委会,要命得很。

每到作物成熟,特别是玉米、大豆、高粱、山芋、花生之类,以及场头收晒的粮食和柴禾等,队里总会安排固定人员,在白天里巡回检查,一防小人偷盗,再防牲畜糟蹋,这份工作就叫做“看青”。而到了夜晚,则要组织人手到庄稼地里或打谷场头值守,这便叫做“坐更”。

  那年,三队先是生产队长在家留守。他对苏二嫂早就有想法,一直苦于没有下手的机会。这下好了,全生产队就他一个硬劳力,加上又是干部,他当然可以为所欲为了。不过,为了掩人耳目,他还是晚上悄悄去的。

这些地平时都被看青的人牢牢把守着。所谓看青,就是为生产队看护庄稼和守护庄稼果实的人。他们有的是神出鬼没地巡视,有的是在地头搭个棚子,常年严防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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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五十岁的人,现在已经很少知道,挣工分的事了。

  有一天夜里,他提着一条咸鱼,跑到苏二嫂的屋后,去敲她的窗户。大半夜的,苏二嫂也不知道是谁,心里害怕不过,就没有理他。

在我童年的印象里,看青的人都铁青着睑,一副面目狰狞的模样。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些被称作二叔大爹的人,平时在家里都是慈眉善目的,为什么一穿上看青的制服就变得六亲不认,凶巴巴的呢。哦,对了,他们并没发工作服。看青两个字就是他们的工作服。

根据作物品种、地块以及看护对象的不同,坐更,可以是两人一组,也可以是多人多组,遥相呼应。人员多以男劳力中的青壮年为主。

挣工分,指的是大集体时代,农民靠在生产队里劳动,获取的每日工值。一般上,一个正劳力,每天的工分是十分。也就是说,能挣到“十分底分”,必定是犁耙耕耖、施肥打药、收割插种、四季农事,样样都拎得起,表明就是合格的农民了。

  第二天出工的时候,生产队长问苏二嫂:“我昨天晚上,去给你送咸鱼,敲你的窗户,你怎么没答应啊?”

我们庄上有个人是记工员,这在当时的生产队里也算是一名正儿八经的干部,比看青的人更有实权。这个人坏得很,别人都说他相当万恶。

在我的中学时代,经常利用节假日的晚上到生产队争取要份“坐更”的活,借以挣得工分(记录你参加集体劳动的分值,年终以此分配口粮),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

在一个生产队里,除了生产队长、扶犁把子、植保员,可以拿到“十分头”外,每工能拿“十分头”的正劳力,少之又少,大部分农人的一天工分值,都在八九分之间,而妇女因体力因素,最高的工分值都在五六分。

  “没听见!”苏二嫂回。

有一次,生产队种花生,要拌花生种子,他害怕别人背地里偷吃,就当着很多人的面,在上面撒了泡尿,并且放出狠话说,哪个吃我就日他妈的。

春玉米的成熟期在立秋前后,谚云:“秋前十天没得收,秋后十天收不了”。常年从七月底八月初开始,队里陆续安排坐更。夏夜里坐更,一条被单,一把蒲扇,一张芦席,一张绳网凉床。只身躺在玉米地旁的小路上,似有一种“天作被,地当床,土丘枕头月点灯”的浪漫。更有“青天一顶星星亮,荒原百丈篝火红”的畅快。仰望浩瀚星空,感受斗转星移。结伴坐更的俩人,喁喁细语,海阔天空;蒲扇拍打着身子,发出有节奏的声响,驱赶着草丛中涌来的蚊子;间或听到异动,便大喝一声“谁?干什么的?”以示坐更人的存在。如此这般,直至睡意渐浓,恍惚之间一觉醒来,早已是东方拂晓!被单上、床框上早已落下厚重的晨露,裸露的肢体上留下了蚊子咬过的点点殷红……。

工分,除了作为分配粮食、柴草的依据外,如果收成好,年底还能凭工分总数到生产队领取分红。一般上,一个工分也就值人民币五六分钱。按这个工值计算,农村里一个正劳力的每天价值,也就五毛钱,农民劳动价值之低可想而知。

  “那今天晚上,我再给你送去,你要竖起耳朵听哟!”生产队长交代她。

众人敢怒而不敢言,更不敢吃。有一个妇女是刚回家喂过奶后来到现场的,她没有目睹到刚才精彩的一幕,她乘人没在意,猛地抓起了一小撮花生米掩进了自己的嘴里。那种绝决的姿态,就像是一名国民党特务,在即将被擒获的一刹那,突然咬破了嘴里的毒药……她太饿了,她生了9个孩子,她已经被这窝孩子啃成了皮包骨头。

刻骨铭心的坐更,发生在一九七五年的冬天。

当时,农田承包责任制还没有推开,我们村分成十二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二三十户人家,五十来口人,其中每天能下地劳动的劳动力,也不过三十来个人。这么一班人,搁平时的生产任务,倒也无所谓,但是到了农忙季节,抢收抢种,每个生产队,都会出现人手紧张的状况。

  苏二嫂没搭理。

她就是那个记工员的妈妈。若干年后我称她为二老太。

那是西小河边六十三亩山芋收获,由于面积太大,十几万斤的山芋当日没能及时分发到户,偏偏赶上强冷空气来袭。当日的晚饭后,队长找我和另外一老头坐更看山芋。时年十八岁的我得知不仅有工分,还可分得1斤大米做夜餐,便满口应承。找出家里最最厚重的棉被,跟随来人到空旷的六十三亩山芋堆旁。拖来山芋的枯藤,堆起一人高的围挡,铺上没膝深的稻草,两个人,铺一条被盖一条被,你抱着我的腿,我搂着你的脚。刚开始时感觉倒还不错,口中念着儿时的童谣:“铺稻草,盖稻草,一觉睡到早饭好。铺的褥,被丝被,刺刺挠挠不好睡”。可随着寒夜渐深,凛冽的寒风一阵紧过一阵,透过枯藤的缝隙,发出阵阵“呜——呜——”的啸叫声!寒风透过厚重的棉被,赶走被窝里初时的暖意,可怜我整个儿的上下牙齿不自主的哆哆嗦嗦起来!俩人也不由自主地搂着抱着,越来越紧,越来越紧,直至天亮——我很庆幸:居然还活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恰逢中学毕业,没考上大学,便回乡当了农民。

  当天夜里,生产队长又提着咸鱼去了,在屋后敲她的窗户,苏二嫂还是没理他。

最滑稽的坐更发生在四十三亩(地名)的高粱地里。

当农民,首先就得要到生产队挣工分。而我当时才17岁,因为从小体弱,发育迟缓,所以显得身材矮小,身高尚不足一米四十,乍一看上去,还像个小孩,完全属于青涩小毛头。

  白天再上工时,生产队长又问她:“昨天晚上我又去送咸鱼,你怎么还是不理哩?”

每年,地里的庄稼收割完后,那些空下来的花生地,山芋地,小麦地就成了全村人关注的焦点。那里面有被大集体遗漏的星星点点的花生和细小得不起眼的小山芋等果实,家里都快要断顿了,这些躲在土里的小家伙会引发全生产队里大人和小孩的无穷想象,什么时候放门呢,这个疑问在田野的上空持续地发酵,只等着队长那悠长的吆喝声点燃。队长就是这样,他就是想把你憋成饿狼憋成猛虎,他想看到的就是猛虎扑食的喜剧效果和排山倒海的气势。他知道所有人都在期待着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放门。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所有的娱乐用具,诸如扑克、麻将、牌九等,都被认定为赌具,一律查抄!许多年市面上根本没有销售。乡下人的闲暇时除了拉呱就是聊天。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爸爸是供销社主任,帮我搞到一副“虎牌”扑克,哇!这简直就像是一件稀世珍宝,让我在大小伙伴圈里风光无限!因为拥有全队唯一的扑克,每逢有坐更的差事,好事的总要带上我一份,以期借用我的扑克过把牌瘾。

实话说,17岁之前,我一直在学校读书,从没涉及过农活,这次要到生产队里,正儿八经当农民,挣工分,便要从每一项农活学起。由于是大集体时代,任何人都有劳动的权力,尽管我不谙农事,但生产队里的人,还是包容了我的稚嫩,让我先和妇女一起,学习拔草、撒灰之类的简单农事。

  “睡着了,没听见!”苏二嫂回。

放门,也就是说生产队地里的庄稼在经过三番五捡之后,可以向社员们开放了。至于说什么时候放门,这是个秘密,全在队长一个人的肚子里。队长不说,没有什么人知道,包括队长娘子,包括副队长,妇女队长和生产队会计。队长什么时候说,也就更不会让什么人知道。这个问题关系到队长的权威,权威总是神秘的,只有神秘才能吊起你的胃口,引起你的高度关注。

一个月黑风高的仲秋夜晚,按照队里的安排,一群伙伴们带着一张芦席,钻进四十三亩的高粱地里,就着两盏马灯(桅灯),几个人派对打起了“五百分”(扑克游戏),我在一旁围观喝彩。有一个顺口溜调侃牌场上的围观者非常形象:“人家成牌你算账,人家吐痰你就让,人家吃饭你到外面逛”。不过,赌具是我提供的,自然我就成了特殊的观众,夜餐自然少不了我的份,没准有谁赢钱了,还得送我一份“头号”(彩头)。……也不知道他们不知玩了多久,一觉醒来,相安无事。大家收拾铺盖各奔东西,参加新的一天生产劳动。可是,没等到早饭时辰,“看青”的跑来向队长报告:昨夜高梁地被盗了!来到现场一看,偷盗的痕迹距离我们坐更打牌的地方只有不到十米!哈哈,所有的坐更人,都被队长骂得狗血淋头!

对于每一个初入生产队的人,都要由一个工分值评定过程,就是让劳动者先试行一段时间,看看他的劳动能力,然而由生产队里经验丰富的老农,一起评定此人每日工值几分,这就是生产队里俗称的“评底分”。

  “今天晚上,我又给你送去,你要是再装聋作哑的不开门,我明天就扣你的工分。”生产队长威胁说。

大人小孩整天都竖起耳朵在聆听一种声音,那就是生产队钟响的声音。每次放门前,生产队长都要先敲响钟,然后再宣布。

回想那些年坐更的经历,心中别有一番心情。偶尔碰见心怀不轨之人,对方或是装腔作势,故作镇静;或是环顾左右而言他;或是言不达意,无法自圆其说,其目的都是不言自明。

我从未做过农活,拎锄头铲地、背粪桶浇肥,一切农活,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遥远的,因为,在我童年的梦中,从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和我的父辈一样,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民,和这些衣衫褴褛人,一起在土地上刨食。

  “扣工分?”苏二嫂一听,傻了。扣了工分,我跟孩子吃么子哦!于是,她默默地点了点头。

在我们小孩子眼里,那口挂在生产队绿肥塘边那棵歪脖子柳树上的铁钟贼亮贼亮的,透着不可侵犯的威严。那口钟其实也并不是什么神物,它也就是一口用久了被土地和岁月磨秃了的雪亮的旧犁铧。高级一点的就是用坏梨、废铁铸一个有着钟的轮廓的土钟。

曾经有过一次,我们抓过一男两女三个外地人,来我们队里偷抹紫穗槐树叶儿,用以晒干卖钱。人赃俱获面前,你看那为首的男人唯唯诺诺,好话说尽,只求我们放他们一马。末了居然用随身带着的旱烟锅,贿赂我们一袋旱烟!

农活干得不好,加上也不太懂事,所以,大家对我的工分值评定是:一天“两分半”。按这个工分值,等于我要做四个整天,才能抵一个正劳力的工分值。而平心而论,当时的四个我,也的确抵不了一个正劳力的劳动量。如果计算工分价钱的话,我劳动一天,只能值一毛二分五钱。这个工值,别说养家,养活自己都困难。

  到了晚上,生产队长再去敲窗户的时候,苏二嫂便给他开了后门。于是,他们就发生了关系。生产队长也没有失言,真的给她提了一条大咸鱼。从此,生产队长每天晚上都去。苏二嫂想要什么东西,他就给她提什么东西去。

那时候,一张順手的锋利的犁铧在农民的心目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用完了,必然要用小树枝把上面的泥剔干净,然后用玉米皮擦得雪亮的,挂在墙上。但若是中途坏了,少了一块或是裂了个口子,农民就全瞧不起它,用一种朴素的方式来表达对它的蔑视,说某个人不好,就直接称呼这个人为坏犁。有埋怨它偷懒捣蛋不可人意的意思。这样的犁是没有资格做钟的,被直接当成了废铁重新回炉。

在坐更的人群当中,偶尔也曾有过监守自盗的,但这样的人,毕竟很少很少。

由于农活干得不出色,就处处招人厌烦。在生产队里,我属于不招人待见的一类,其一是我农活干不过别人,其二是我一身的书生气,动不动还满嘴“普通话”,除了地里的农活一问三不知外,天文道理讲得倒是头头是道,害得生产队上的人听不懂。

  一个星期之后,政治队长跟生产队长轮班。生产队长上堤,政治队长留守。

那口钟就像是那个麻脸队长的婆娘,除了麻脸队长,没有人敢碰。但麻脸队长可以动别人的老婆。这个禁令对于大人来说绝对管用,但小孩子执行起来还是会大打折扣的。越是不让我们碰的东西我们就越想碰。但也不敢明白张胆地冒犯,只有等到中午看队房的人打瞌睡了,我们才敢猫手猫脚地摸过去,要是在平时,我们就是想从钟旁边经过都是不可以的,那个看队房的总以为我们是不怀好意,干什么的!我们的脚步总是会被他的一声断喝而不得不改道。

…… ……

于是,队长对我特生气,每当听到我讲“普通话”,就会怒喝一声:“书呆子,有命的话,到广播里当播音员去,没命就好好给我干活,今天不锄完这畦地,你工分不要记了。”

  一连两三天,生产队长都没去打扰,苏二嫂松了一口气,以为可以消停地睡个安稳觉了。

但即使是中午这口大钟没有人在一旁守着,我们也不敢无限地接近,仿佛那口大钟的周围有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着。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停止不前,我们的办法是,掏出自已的皮弹弓或是那个早就选好紧握在手中的小石子,瞄准,发射一气呵成。运气好的话,就听见咣的一声,那个孤傲的铁器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呻吟,只要有一点响声,我们的兴奋就像蜜蜂一样嗡地飞起来,然后我们撒腿就跑,跑得远远的,跑得比那个看队房的人的速度快,不让他瞄到我们的一点影子。

四十岁年过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早已经写进了历史。曾经作为“领袖”和“总统”的生产队长们,亦已脱去了“官袍”,投入到新农村的建设中来。当年朝气蓬勃、如日中天的坐更人,如今俱以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然而,坐更,作为曾经的生产劳动内容,期间的经历,期间的趣事,期间的苦涩,却永远留在过来人的记忆中。

农活干不好,是手艺问题,经常惹得队长闹怒,这可是态度问题。倒不是因为我有意要惹闹队长,而是我完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生产队里的操作规程,我所接触到的,除了书本上的知识,就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农业社里人人平等。

  “嘭嘭嘭!”可谁知,刚睡下,屋后又有人敲窗户了。这显然不是生产队长,因为他们的暗号是敲门。所以,她就没理。

因为我们知道,即使这不大的声音,也会把他从队房里钩出来,骂骂咧咧地围绕着钟巡视一圈,然后再大声地向周围大骂一圈,他也知道我们正躲在什么地方听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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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傍晚收工时,队长会按劳动需要,分配第二天的生产任务。有一天,队长说,明天早上,劳动力到畈里插秧,妇女到后塘垅拔草。

  第二天出工的时候,政治队长叫住了她:“昨天夜里,我去给你送胭脂粉,敲你的窗户,你怎么没理我呀?”

当然,我们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转身跳进旁边的汪塘里,也不能被那个万恶的阶级敌人抓住。要是被抓住,免不了被大人的一阵毒打,屁股上会留下一道血印勃起的柳条印,他们是在心疼已经被扣掉的工分呢。

作者:杨曙明

我傻傻地呆在地里,好久才问队长:“我干什么活啊?”

  “没听见!”苏二嫂答。

网名:秋夜月

队长看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你是劳动力吗?”

  原来,政治队长也早就对她想入非非,上次去县里开会,还专门为她买了胭脂粉,一直苦于没有机会送给她。现在整个队里就他一个壮劳力,又是队长,他当然可以为所欲为啰。

忽然有一天,生产队的钟声响了,紧接着传来了队长的极具穿透力的声音:放门喽!队长的声音总是威严的,威严得就像一根细柳条,随时会抽你两下。唯有这三个字,在威严的外壳下还让人嚼出一丝温情。听到这声音,大人们扔下火叉扔下针线扔下刚刚卷起的老烟叶,抄起早己准备好的草钩和小提篮,失失慌慌就往外跑。

男,1957年生,高中文化,淮安市淮安区苏嘴人,现居南京。

我弱弱地回答:“可我也不是妇女啊。”

  “那今天夜里,我再给你送去,你要竖起耳朵听哦!”政治队长吩咐她。

而我们小孩子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拿,早己像离弦的箭一样,狂奔起来。我们跑啊跑,把大人甩在了身后,把风甩在了身后,把整个苏北平原都甩在了身后,我们身上的白色的的确良小褂在风中飘起来,我们这些白色的小精灵在平原上移动着,我们变成了一群痴呆呆地追赶着平原太阳的人。

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民,该同志性格开朗,爱好广泛。除了音乐、美术、书法,尤喜乡土文学。闲暇时偶尔写一些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散文,以自娱自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话一说完,全生产队的人都笑开了。原来,生产队里只区分两种劳动成分,一种是正劳力,一种是妇女儿童。队长所说的妇女,自然也包括儿童在内。只是我初入生产队,根本不懂这些玄机,因此,经常闹出各种笑话。

  苏二嫂没搭理。

等到了那个地里,才发现地里已经密密麻麻地铺满了人,竟然有人跑得还快。我们急忙找块还没人铙过的地方蹲下来,一下一下铙着松软的沙地。秕的、遇水已经生芽的、被虫咬成半拉的都一一捡到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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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歇,日子就这样在平泛、简单、无聊之中度过。

  夜里,政治队长真的来了,他又在那儿敲,苏二嫂还是没理。

此时,土地上黑压压一片,没有人声,耳边传来的,是人们紧张激动的喘息声,还有铁器偶尔碰到石子的咯吱声。人们都在急切地寻找着什么,像是寻找丢失很久东西,今天,非把它找回来不可。

生产队里,养着四五头大水牛,一般上,养牛都是年纪比较大、吃不消干农活的老人或小孩做。队长看我农活干不好,力气又小,就说:“你还是去养牛吧。”

  白天上工的时候,政治队长又问她:“昨天夜里我又去了,你怎么还是不理我啊?”

他们用手扒,用四爪铁勾耙,用双脚踢,你翻过的地方我再翻一遍,田边地角、沟沟坎坎绝不放过,稍大一点的土坷垃也要被锄头砸碎或是用手捏碎。有时候用脚一踢土,便可以露出一个花生,如获至宝。如果恰巧刚下过雨,那些表浅的花生就会被雨淋了出来。

养牛,看上去挺轻松的,每天牵着几头“大水牯”,溜圈,饮水、喂料。农忙里,牵到田头,供“正劳力”耕地,农闲里,牵到后山吃草。

  “睡着了,没听见!”苏二嫂答。

拾花生要有耐心,有时候拾到一粒花生需要很长时间。有经验的人会判断,专找别人没有刨过的地方或者在地的边角刨,没有经验的人只在别人翻过几遍的地里瞎刨,一无所获。

队上的牛中,有一头“大水牯”,块头特大,皮黑毛亮,牛角又尖又长,看上去挺吓人。我初次接管,牵着牛绳,还胆战心惊。后来,和“大水牯”混熟了,也就不怕了,每次看到我走来,“大水牯”还摇摇尾巴,“哞哞”地叫两声,表示欢迎。

  “那今天夜里,我还给你送去,你要是再装聋作哑的不理,那我明天就扣你的工分!”政治队长也威胁着。

拾花生时也有一定的诀窍,一是要靠着花生窝去刨,这是拾花生的主要地点;二是要在发现还有花生秧的地方去刨才有可能拾到生产队落下的花生。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见,只是在地头或路边才有可能偶尔发现。

我以为,养牛,就是这样牵牵牛绳,喂喂草料这么简单呢。其实不是,队里还有一种活,叫“耙田”,就是要人站在耙上,让牛拖着走,以便把耕好的地耙细耙匀。而这种“耙田”的话,需要个子小,牛拖的动的放牛娃来承担。

  “嗯!”苏二嫂一听又要扣工分。心想:这些干部怎么都是一个腔调呀?她没辙了,只好应了一声,算是答应。

拾花生还有一个途径就是在生产队花生地耕地的时候,跟着犁的后面拾花生。这种方法既省劲,又能拾到更多的花生,但这毕竟耕地的犁不多,能跟在后面拾的都是生产队的“红人”。

于是,耙田的活,落到了我头上。

  再夜里,政治队长又去,苏二嫂就直接给他开了后门,他们也发生了关系。从此,政治队长每天夜里都去,苏二嫂家里缺么子东西,他就给她送么子东西。

我们小孩子做事都是兴兴头,刨着刨着就失去了耐性。有的小伙伴就四下去找老鼠洞,找到了就尾着老鼠洞深挖下去,挖着挖着就发现了老鼠藏花生的地方,完好的,被咬碎的,一掏就是一大把。看到他挖到了不少的花生,有的说,这些花生被老鼠咬过了,吃了要得鼠疮的,可那个小伙伴全然不顾,又跑去寻觅下一个目标去了。有时逮到了老鼠,小伙伴们就会在老鼠的尾巴上拴一块砖头,让偷吃了一堆花生壳的老鼠拉着跑。

牵牛还可以,但要我站在耙上,让牛牵着走,这活还真不容易。首先,人要在耙上站稳,如果不小心摔下来,让耙从人身上“耙”过去,非得要遍体鳞伤。我初次接手,人站在耙上,好几次差点摔进“耙塘”,幸好我拴紧牛绳,使劲踏稳脚心,才没有摔下来。

  时间一长,苏二嫂看着满屋的东西:腊肉、咸鱼、米、面、油···应有尽有的。心想:男人也没什么可怕的,他们要快活,我能收东西,两不相欠。

还有的小伙伴来的时候还特别带来了盒洋火柴,用粪勺在地的山沟边挖了一个洞,我们几个伙伴们有时饿了,也会每人抓出两把花生,找一些花生藤和花生叶烧花生吃,因为那样烧熟的花生会有一些香味。由于孩子们的耐心与耐力有限,往往花生还没有熟,便想着快些吃到嘴,四个人围着烧着的柴草旁,鼓起腮帮用力吹,眼看着柴草即将熄灭,四个人一齐吹,霎时间吹的乌烟瘴气,天昏地暗,趁此机会捡两粒黑花生偷放进口中,那滚热的花生会吸食唾液发出“滋滋”的响声。最后,一个个会变成大花猫,嘴上脸上一道道的黑。

平时牵牛喂料时,对我挺温顺的“大水牯”,发现我也和别人一样,让它驼这么重的负担,也就不客气起来。也许“大水牯”欺负我个子小,开始渐渐地使唤不听。我拴紧牛绳,想让它前进,“大水牯”偏偏倒退着走。

  从此之后,只要有人在她的屋后敲窗户,她都给他们开后门。队里的干部们知道了这事,于是,纷纷效仿两位队长。苏二嫂呢,每天都给他们开着门。有时候,一夜开一次门;有时候,一夜开两次门;最多的时候,一夜开了七次门。

几个小时后,板结的花生地又被翻了个遍。人们在地里实在铙不出一颗花生了,开始陆续回家。有的人家拾得多些,有的人家拾得少些,拾了一宿的那家拾得还真是比别人多,装满多半口袋,大家看着都眼红。有的人竟然去向生产队长告状,说人家是在生产队收花生时就偷偷埋在那里的,并且做了记号。怎奈这种事情是要讲真凭实据的,队长的权威再大,也不能随意往人家头上扣帽子,那个两手空荡荡的人只好悻悻而归。

看到“大水牯”不听使唤,我心一急,就挥起牛鞭,使劲抽它,“大水牯”红着眼,怒目圆睁,不但不往前走,反而倒退着朝我顶来。我一看情况不妙,扔下牛绳,人就跑到岸上来,任凭“大水牯”在田中央打圈圈。

  后来,苏二嫂怀孕了,生下一个白胖白胖的混血儿。

那年月,油料紧张,即使是花生产区,一个五六口之家一年也不过分到几斤花生油,还要坚持食用一年。平时烧菜做饭时,哪里舍得像现在一样把油往锅里倒,那时家家户户都会备有老透了的丝瓜瓤子,炒菜的时候用丝瓜瓤子沾点油,在铁锅上反复擦一擦就行了。因此,人们无不想方设法在放门时想多拾一点花生,换回些油来。

队长在老远看到了,连忙赶过来,一把拴住牛绳,指挥“大水牯”按正常方向前行。也真怪,原本在我面前“牛劲十足”,一到队长手里,就服服贴贴,乖乖地拖着耙走了。

  一晃三年过去了,彭老二回家来探亲。出去的时候,只有一个半岁的女儿。可现在回来,媳妇的怀里,又多了一个吃奶的儿子。明白人一看就知道,肯定是媳妇在家偷人了。

我妈说,那时的花生油真香。磨回来的花生油,放在冬天的凉屋子里能凝固成猪油一般的白色。包素馅饺子、蒸菜团子放上一些,和烀熟的山芋拌着吃,那叫一个香啊,快把我们的舌头带进肚里了,全村都能闻得到。

看到,这畜牲也懂得欺生。俗话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话到了我这里,却变成了“人善被牛欺”,真是没天理了啊。

  “这孩子是哪个的野种?!”彭老二逼问着苏二嫂。

是啊,那时因为物质匮乏,东西少,人们的欲望也少,什么东西都是香的,包括我们飘在田野上的梦。

养牛的工作,两天后就换了另一个不怕牛的儿童。我又重新回到田里,和妇女们一起,干起捊草浇肥的简单劳动。

  “他们那么多人都睡了,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的!”苏二嫂委屈地回答着。

一事无成的我,在队长眼里,就更加不受待见了。

  “好啊,这群狗日的蠢猪,他们连军婚也敢睡,这是在找死呀!”彭老二气急败坏地怒吼着。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军婚和女知青是受法律严格保护的,抓到之后会判死刑。

当时,种水稻、棉花等作物,经常需要打农药,而打农药除了力气活外,还需要有文化,要认识农药的品种、用量、浓度配比。生产队里原来是有专门的植保员,有一天,植保员因大热天不带口罩施农药,中毒住院了,而田里的打药工作却不能停。

  彭老二狠狠地打了苏二嫂一顿,就跑到县里、区里、公社和大队去告状。各级政府知道后,纷纷成了专案组,调查这件事。

除了植保员,队里还有一群背喷雾器的正劳力,这些人大多不识字,只会按植保员配比好的药水,装进喷雾器,然后背着三四十斤重的手摇式喷雾器,下田施药。现在植保员中毒住院了,如果让他们按农药用量的配比进行合理稀释,却成了一大难题。

  调查的任务,主要还是交给了大队的民兵连。他们在三队调查了一个星期,结果一个人也没查出来。于是,大队专案组决定,先把苏二嫂弄来提审,她是当事人。

农田施药,用药是有“火口”的,“火口”不等人,误了这施药“火口”,以后就是下再重的药,也治不了虫。这班大老爷们,傻住了,队长也愁坏了。

  苏二嫂一到大队部,就全招了。她把政治队长、生产队长、水利队长、会计、农技员、记工员、保管员等七个干部,全都供了出来。大队领导一看,坏了,这全是干部,打击面也太大了。再说,这孩子肯定只是其中一个人的,把他们全部拉去枪毙了,那不是会有六个冤枉鬼吗?不行,还是想另外的办法提审。

农药稀释,这不是跟中学里读的化学内容差不多吗?这活我会干!于时,我主动请缨,向队长打包票,说这事我来做,我认识农药,只要把用什么农药告诉我,我会按农药瓶上的用量,稀释好配比度,供施药人使用。

  那个时候又没有DNA,要是有这玩意,一验就知道。

队长一听,高兴坏了,连忙嘱咐我赶紧的,到田头去配比农药。

  不能全部交上去,那也得找一个人,才能向上面交代呀。大家想来想去的,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当天晚上,跟她发生关系的七个人,按先后顺序地排好号,然后再去审问她。看她到底跟第几个发生关系的时候,感觉最舒服,那就抓第几个。

农药都是剧毒品,而且臭味重,大热天在太阳底上配药,人容易中毒。配农药工作,虽然比较危险,但比下田施肥、拔草,经常要摸到水蛇,还是要轻松一点,所以,我带着口罩,小心翼翼地用量杯测算好用药量,按百分比稀释好。

  “你好好地回忆一下,那天晚上七个人跟你发生关系,你觉得第几个,让自己最舒服?!”大队妇女主任再次提审苏二嫂。

生产队里的几百亩水稻,在植保员住院期间,在施药“火口”上按时完成了喷药任务。这下,队长高兴了,他说,有文化的人,还是要用在识字的地方比较好,农田里的这些粗活,也不适合你们干。

  苏二嫂仔细地回忆着,他们七个人当中,也就生产队长让自己瞧着顺眼。其他的几个,她根本就看不上。于是,她很肯定地回答:“第三个搞得最舒服!”

当时,农村里认识字的农民不多,能识字在农村也是好事。队长又让我承担起夜间为大伙记工分的事。就是说,每天收工后,吃了晚饭,我还要到小队部,为一天中参与生产劳动的人,记录工分值。

  大队终于有了答案。一查,第三个是生产队长。大队赶紧向公社报告,公社向区里报告,区里向县里报告。

在生产队里,我自知人小力薄,农活干不过人家,但我也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本份,劳动之余,我给大伙读报纸,讲国家对三农的政策,让大家能了解国内外的大事。

  当晚,公社就派特派员来,把生产队长抓走了。

所以,尽管我很多农活都不会干,但生产队里的父老乡亲,还是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我,给了我体现价值的岗位,让我能够服务于生产队的劳动。

  一个月后,生产队长被枪毙。

后来,农田承包责任制推行后,生产队的田,分到了各家各户,大家再也不要在“大锅饭”里混食了,每户人家,都可以按自己的经营方式,在土地上种植作物。

  (2015年10月25日于广

而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原先农户家里的工分簿,大多静静躺在抽屉角落里,或者陈列在农村文化礼堂的橱柜中,供后人怀想曾经的岁月。

生产队里挣工分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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