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词商朝就有了澳门新萄京游戏平台:,中国

日前,由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深圳西西弗书店和后院读书会主办的“作为皇家宗教的上帝崇拜”——学者杨鹏《“上帝在中国”源流考》新书沙龙,在深圳华润万象城4楼西西弗书店举行。该书作者杨鹏现场分享了他对于中国皇家宗教——上帝崇拜的研究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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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祜族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南部山地,是一个有多种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近代以来,佛教和基督教先后传入,改变了这一民族原有的宗教信仰结构,形成了多元化的宗教信仰,其中,既有属于本民族原始宗教的“鬼神崇拜”和属于民族的宗教意识形态的“厄莎”崇拜,也有来自异民族、异文化的佛教和基督教。这些宗教在拉祜族社会里互相兼容共存,构成了该民族特有的宗教文化。而这些不同质的宗教信仰,在拉祜族由迁徙游耕社会向定居农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又曾经起过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不可替代的文化整合和社会整合的作用。

大部分人眼中,“上帝”和我们中华民族关系不大,完全就是基督教的东西,这其实完全错了。“上帝”一词源于商朝,商朝事鬼神,上帝就是对至高神的称呼。从商周往后,“上帝”一直都是历朝历代正统祭祀的至高神,这一传统一直持续到1914年,当年复辟帝制的“洪宪皇帝”袁世凯在冬至这一天举行了祭天大礼。那为什么“上帝”一词被基督教拿去用了呢?说来话长。

澳门新萄京游戏平台,当天出席沙龙的还有深圳社科院文化所副所长魏甫华,剑桥大学考古系博士候选人汪佑霖,深圳特区报评论员、后院读书会创会会长王绍培,江西景德镇学院人文系教授张慧敏等评议嘉宾。

中国古代的“上帝”,是基督教的上帝吗?这个问题对明白基要真理的基督徒来说,答案显而易见,但对那些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文化基督徒就不一定。长久以来,华人中间流传着一种谬误,认为中国古代典籍里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上帝,中国古籍里的“道”就是《约翰福音》里的“道”,甚至有人说“耶稣就是天”。

拉祜族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南部山地,是一个有多种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近代以来,佛教和基督教先后传入,改变了这一民族原有的宗教信仰结构,形成了多元化的宗教信仰,其中,既有属于本民族原始宗教的“鬼神崇拜”和属于民族的宗教意识形态的“厄莎”崇拜,也有来自异民族、异文化的佛教和基督教。这些宗教在拉祜族社会里互相兼容共存,构成了该民族特有的宗教文化。而这些不同质的宗教信仰,在拉祜族由迁徙游耕社会向定居农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又曾经起过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不可替代的文化整合和社会整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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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里

这种想法的始作俑者,是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他通读儒家经典《诗经》、《礼记》、《尚书》以及历代中国史书,认为中国古籍里所记载的“上帝”、“天主”等至高神的概念,与古代犹太人所认识的宇宙主宰是同一位神,所以他把《圣经》中的上帝翻译为“上帝”、“天主”。1603年利玛窦在自己的作品《天主实义》中,认为原教旨主义儒家信仰“上帝”,只是后来这种信仰越来越衰败,被遗忘了。他感慨说:盖昭事上帝之学,久已陵夷!(侍奉上帝的学问,已衰败很久了!)

源于商

“上帝”已经存在了

利玛窦试图寻找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契合点,这样方便在中国士大夫中间开展福音工作,初心很好,不过他所得出的结论却是错谬的。事实上,本着知识上的诚实,稍一对比就会明白,基督教的上帝和中国典籍里的“上帝”不是同一位。清代福建天主教徒严谟说:“敝中邦古书,惟《五经》《四书》其说可凭……以今考之,古中之上帝,即大西之称天主也……至三位一体,则万万不可及。”严谟更精细严谨一些,认为中国古人的上帝不是基督教三位一体的神,但他依然沿袭利玛窦的错误,认为中国古籍的“上帝”和西方传教士所说的天主是一回事。

拉祜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其族源可追溯到石器时代活动于青藏高原的氐羌族群。但是,作为一个地缘化、封建化的农业定居民族,它的崛起则是在17世纪以后。

关于上帝最早的记载就是商朝的甲骨文卦辞了,商人还把“上帝”称为“帝”、“天”、“天帝”。商朝迷信鬼神,国家大小事都要占卜一下再做决定,所以留下了很多关于“上帝”的记载,如“上帝…降…旱”,“唯五鼓…上帝若王…有佑”,“贞,今三月帝令多雨”。其实我认为“上帝”的起源应该比商朝还要古老,但历史是一门严谨的科学,任何观点都需要实物例证。我们华夏文明的文字最早能追溯到商朝甲骨文,所以“上帝”的记载也就只能追溯到商朝。

学者杨鹏介绍,《“上帝在中国”源流考》,是他正在准备的另外一部大书的前期理论铺垫。“这本书主要是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上帝’的信息进行梳理和分析,然后站在‘上帝’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思想史展开分析。从‘上帝’这个角度去看待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很少,这是我一个初步的尝试,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上帝学’、‘上帝神学’。”

利玛窦的思想,后来被一些新教传教士所继承,他们认为耶稣和孔子没什么矛盾,基督教可以和中国文化相融合,或补充儒家之不足。到了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下,提出“基督教本色化”的呼吁,很多学者试图将基督教神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他们认为这样做,基督教就可以更好的被中国人接受。这一时期,涌现出好些基督教神学家和学者,如吴雷川、赵紫宸、刘廷芳、王治心等。重要著作有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赵紫宸《学仁》、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等。有意思的是,这些人无一例外是自由派神学的代表。

由于拉祜族经济和社会组织地缘化、封建化的过程来得过迟,他们周围已经被其他民族占据了。为了争取基本的生存环境,这一民族不断地与封建地方政权和周围民族发生冲突。从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200多年里,发生了以反抗民族压迫和进行民族扩张为主要内容的大大小小起义和战争几十次。这些冲突一方面使其族群在今天的聚居地定居下来,以一个农业定居民族的面貌出现。另一方面,冲突也促使拉祜族在文化上作出反应,不断吸收外来的文化要素,形成新的文化特质以适应其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可以说,这200多年的时间, 是拉祜族历史上最为活跃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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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鹏看来,讲到“上帝”这个概念,大家就会想到基督教。其实“上帝”这个概念,本来是中国本土宗教的概念,在商朝的甲骨文里,“上帝”已经存在了。“一直到清朝结束,‘上帝’祭拜一直是君王朝廷的宗教传统。在商朝甲骨文中,称至高神为‘帝’或‘上帝’。到周朝的时候,称至高神为‘帝’、‘上帝’、‘天’、‘皇天’。‘上帝’与‘天’,是对同一至高神的称呼,异名同谓。至高神‘天’的概念,也存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用语中,比如‘听天由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切由天定’,故‘天’是命运的至高主宰。”

到了最近几十年,沿袭利玛窦谬误的有,远志明讲解老子和《圣经》;石衡潭讲解《论语》和《圣经》;杨鹏作品《“上帝在中国”源流考》,最近看到范学德一篇文章,发出惊人之语——“耶稣就是天”。

作为一个近代民族的崛起,拉祜族社会的变迁与佛教在这个民族中的传播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佛教传入前,拉祜族的宗教信仰主要是较为原始的多神崇拜和“厄莎”崇拜。这两种信仰在民族的宗教意识里,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和价值取向。多神崇拜是拉祜族对与他们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鬼神“尼”的信仰。其特点是以原始拜物教的方式,对各种影响他们现实生活的自然现象和事物加以崇拜,通过祭祀和巫术,对隐藏在这些事物后面的“尼”作抚慰或操纵,达到消灾免难、生活平安的目的。因此,按照他们对自然事物和生活世界的理解,山有山神,寨有寨神,家有家神;生产狩猎,生活诸事等等,无不在鬼神的控制下。“遇到急病、创伤或家畜受损失,都认为是触犯鬼神所致,要请魔巴来看卦送鬼。”〔1〕拉祜族的这类鬼神信仰,从本质上讲, 同其他一切未开化民族的原始信仰一样,是为了经验的目的而发生的实用宗教。

周朝继承发扬

然而,敬“上帝”,敬“天”,这是中国君王朝廷几千年的传统。但为什么“上帝”成了基督教的概念呢?杨鹏解释,明清时期来华传教的利玛窦等人,用“上帝”、“天主”来翻译《圣经》中的至上神,从此“上帝”这个中国本土至上神的宗教概念,就逐渐成了基督教至上神的概念。“利玛窦等人用‘上帝’来翻译《圣经》,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上帝’概念,与基督教至上神的内涵相同,可以用‘上帝’来翻译。由于基督教的发展,在中国百姓的意识中,‘上帝’就等于至上神了。”

以上这些人,都是被利玛窦误导了,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申4:24 ),不可能和异教的神混同,神的救赎计划全然记录在圣经里。我在这里不掉书袋引用太多资料,只需对这些人的思路稍作分析,大家就明白怎么回事。

然而,拉祜族的“厄莎”崇拜则不同,它是在这个民族对自己生活的世界的整体、自己民族的来源、过去和未来等等超越现实生活经验的问题的关心和询问中产生的。在拉祜族心目中,“厄莎”是创世神,是操纵、支配万物命运的至上神,用现代话语来说,其意义在于世界是由于“厄莎”的存在而存在。

后来周朝取代了商朝,对商朝的文化进行了批判。不过批判归批判,周朝文化其实是对商朝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孔子说过“周因于殷礼”,周朝把商朝的礼仪、天文地理、文字等文化统统学了个遍,连被称为“万经之首”的《周易》也是学自商朝的《归藏易》。在这个过程中,对至高神“天”,也就是“上帝”的信仰也被继承了下来,但换了个称呼,为“昊天上帝”,并写进了周礼。从此,各代王朝在每年冬至都会祭祀“昊天上帝”。

此外,杨鹏还表示,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特别强调集体主义,但在宗教领域,是极端个体主义的,这是一个有趣的社会学现象。他说:“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中,最具公共性的信仰,就是上帝信仰。君王为了统治的需要,垄断了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宗教,放任百姓去寻求消除了集体行动能力的个人化宗教。基督教进入中国,与传统的中国君王垄断上帝崇拜有内在矛盾。人人信上帝,就是人人皆天子了。人人信上帝,就意味着信上帝的人们有了共同信仰对象,从而有了集体行动的能力。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政治——宗教结构,公共性的宗教归天子,个人性的宗教归百姓。公共性的宗教的大众普及,是公共领域人与人平等的重要条件。”

天主教的神学传统有两点必须时刻警惕,第一、圣经-传统双源头的权威;第二、神圣启示-自然启示双重知识论,在这两大神学传统之下,福音很容易受到人类宗教和文化的玷污。明清传教士牵强附会,将华夏文化里的至高神“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强拉硬拽,主要是启示论上有极大问题,他们大大抬高了自然(普遍)启示的地位,后来的专家学者、文化基督教沿袭这条错误的路子,对真理毫无敬畏,大肆宣扬这一错谬的说法,甚至把前人的错误当成了自己继续犯错的论据,真是啼笑皆非。

《牡帕蜜帕》是拉祜族最重要的神话史诗。在这部口传史诗里,人们对“厄莎”自我生成、自我创造的自足性的描述,对“厄莎”积善恶于一身,创世造物、统治世界、生杀予夺的敬畏和歌颂,尤如《圣经》对上帝的描述一样,把它塑造成了造物主和万神之神。在这部史诗的开头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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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有

根据《圣经》启示,我们知道罪不仅败坏了人的心灵和意志,而且也蒙蔽了人的理解力,人的理性受到罪的污染,马丁路德说,“理性是人尽可夫的娼妓”。按照人的理解能力,我们无法仅仅透过普遍启示认识上帝,我们对普遍启示的认识只能是扭曲的、错误的。自然(普遍)启示有两个范围,第一个范围叫做「外在的显明」,就是「借着所造之物」;第二个范围叫做「内在的显明」,就是「显明在人心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 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 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19-20)

“在很久很久以前没有厄雅住的天,在很古很古的时候,没有莎雅住的地。〔2〕厄雅只有头发长,莎雅只有脚毛长,厄雅自养自己大, 莎雅自养自己长……“厄莎”长大后,没有居住的地方,于是开始想事了。他睡着想,睡塌了五张床;坐着想,坐烂了九个凳子;站着想,站穿了九双鞋子;“厄莎”苦思苦想,才想出要造天和地……。”

上帝的权能

超越“鬼神”的更高信仰

这两样事都证明神是神,这两样都不是人想象出来的证明,而是神自己所显明出来的见证。神透过普遍启示,使人在普遍启示中听见了外在的声音,又听见了内在的声音,看见了外面的见证,也看见了里面的见证。「外面的见证」和「里面的见证」总合起来,就变成我们的文化性和宗教性生活的总合,这就是人类为什么会有各类宗教和文化的原因。然而,因为人的罪性,没有人能够从普遍启示中认识神。

在商朝文化以及甲骨文的记载中,“上帝”掌控一切,无形无相。祂可以命令下雨、打雷、刮风,也可以驱使日、月、星、山川等各种神灵。甲骨文中雨祭山川的卦辞,是让山川之神转请“上帝”的,山川之神并没有权利下雨、停雨。祂也能掌控人间福祸,比如决定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败。但从周朝、春秋战国之后,祂越来越像个抽象符号,关于神权的介绍越来越少。

值得一提的是,杨鹏对孔子的信仰进行了分析。“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是回避。但孔子回避鬼神,并不能因此说孔子没有宗教信仰。要弄清孔子这方面的思想,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在孔子时代,‘鬼’、‘神’是什么意思,在孔子时代,‘鬼’指人死后的灵魂。即便今天,我们中国人都隐隐约约觉得,人死后还以某种方式存在,所以仍将清明节去扫墓视为大事。如果清明不去扫墓,人们会觉得欠点什么,这就因为相信仍然有‘鬼’存在。”杨鹏说,“此外,在孔子时代,‘神’指的是自然神,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并不是今天大家心中的‘神’的概念。今天中国公众心中‘神’的概念,更多是指基督教流行以后的‘神’的概念。”

以上的观点出自唐崇荣牧师的《启示与真理》,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在圣经特殊启示以外,根本就没有任何宗教和文化能够认识神,人类走出伊甸园的那一刻,就注定和神隔绝。除非神亲自将祂自己启示给我们,否则没有人能够认识神。所以,中国古代典籍里的“上帝”怎么可能是基督教的上帝呢?事实上,那只是中国古人对普遍启示的错误认识罢了,就像其他文明的宗教和文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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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孔子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众人把孔子这句话理解为孔子没有宗教信仰对象,这是误解。此话意味着要求远离“鬼”和“神”,这正好不是因为孔子没有信仰,而是因为孔子有超越“鬼神”的更高信仰,所以他才开始对“鬼神”采取了远离的态度。“孔子是信天的,是信上帝的。《论语》上记载: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所以,在孔子心中,‘天’是至高无上之神,如果获罪于‘天’,其他任何神都帮不了你。”

世俗学者们的知识论是自然主义-经验主义-历史主义的混合物,他们往往使用宗教-历史方法,对各类宗教和文化进行比较,因为某些共同点,就认为彼此等同、有关联,然后得出令人咋舌的结论,这等于否定了基督教启示真理与其他文化和宗教的区别。 在宗教-历史的研究中,泛巴比伦文化研究是典型,挖出一大批巴比伦史料,和《圣经》一对比,发现有一点点像,于是就认为圣经是摩西收集了当时的传说自己创作出来的。请问,您的逻辑在哪里?最起码应该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精神吧。

唯一的华夏至高神

杨鹏表示,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是要告诉人们要信仰“天”,而不要去敬“鬼神”。“‘鬼神’是低级的东西,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是低级的,不值得崇拜。孔子性格温和,他不像沙漠中的犹太人摩西那样个性暴烈,对敬拜鬼神的人大开杀戒。孔子是告诉人们要‘敬鬼神而远之’。虽然他们的性格气质不一样,但在超越‘鬼神’、升向至上神这个方面,他们的取向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推测,从创世源头来说,整个人类都对上帝有原始的记忆,在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之前,人类共享着这些原始记忆,但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无法真正认识上帝,所以才有了各种错谬的偶像崇拜宗教以及异教文化,中国古代典籍里的宗教正属此类。

这里要说明一下,昊天上帝才是至高神。之所以要声明,是因为随着五行学说的出现,官方也新出现了五方上帝。周礼中就有关于同时祭祀昊天上帝和五方上帝的记载,不过五方上帝可以被称为上帝,指代天的就只有昊天上帝。《隋礼 礼仪》:“五时迎气,皆是祭五行之人帝太皞之属,非祭天也。天称皇天,亦称上帝,亦直称帝。五行人帝亦得称上帝,但不得称天。”

对理解自身文化传统

事实上,在很多古代文明里都有至高神的概念,非洲、美洲、蒙古、澳洲等地,人们相信一位超越、良善的至高神,与此同时充满了迷信和巫术的宗教实践(《启示的哲学》巴文克),这和中国古代类似,除了祭拜至高神“上帝”之外,还会祭拜各种河神、山神,以及祭拜自己的祖先。我们能说其他文明中的至高神,也是《圣经》中的上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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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关键

利玛窦的时代,还没有古近东考古学,他不见得有现代学者这么无知无畏,他当初与儒家士大夫论战,传福音的动机更大一些。然而,到了中国的专家学者、文化基督徒这里,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读过几本书的人,往往很容易有知识上的偏见和自负,他们对基督教的认识不是“因信求知”,更无视《圣经》的权威和大公教会的属灵遗产。他们使用研究世俗学问的方式,对《圣经》随意发挥和解说,真是极大的亵渎。

天坛是明清时期祭祀天地的场所,对昊天上帝的祭祀也在这里

围绕杨鹏对于上帝崇拜的阐述,深圳特区报评论员、后院读书会创会会长王绍培表示,“上帝在中国”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首先说明我们中国传统中也是有‘上帝’的;第二,这个外来的‘上帝’和中国传统的‘上帝’是一回事吗?第三,利玛窦在把《圣经》翻译成中文时用了中国本来就有的‘上帝’,让中国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安顿。”

前面提到的重要学者,吴雷川、赵紫宸、刘廷芳、王治心等这些人,在神学上都是自由派,用王明道的话说更直接,他们都是“不信派”。这些人顶着学者、博士的头衔,到处胡说八道,我在信主之前看过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大跌眼镜,这个人对基督教的认识水平还不如一个勤快的慕道友。

被基督教传教士窃取概念

“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谈到过宗教信仰的等级化。他说从氏族到封建,宗教家的一个工作就是把神灵分类,并理出一个尊卑贵贱的关系来。《周官·大宗伯》的分类是:一是天神,二是地祗,三是人鬼,四是物魅。天神包括日月、星辰、风雨等,但又有一个总天神。《礼记·王制》说:‘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境内名山大川。’ 《说苑》一书亦说:‘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神,自卿以下不过其族。’这就是杨鹏先生所说的君王垄断了上帝崇拜,也就是宗教信仰的权力等级化。”

当下,“基督教中国化”的口号越来越响,好些专家学者、文化基督徒有意无意都参与进来了。是传统文化情结作祟?是民族主义情绪?是理性的自负?我们必须说,基督教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基督教是上帝的。作为跟随基督的门徒,我们要警惕这些声音,这些声音要么温文尔雅,要么激动人心,往往打着沟通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甚至用更加属灵正确的言辞说什么有益于传福音。然而,真理就是真理,是绝对的、排外的,不是相对的、混合的。

明朝末年的时候,有个来自意大利的基督教传教士利玛窦,他想要把基督教的信仰传播到东方大地,一开始他是不顺利的,明朝的官员对他也不感冒。但这个人很聪明,学习中华文化很快,不久之后他就成了一个明朝通。利玛窦改变了传教方法,开始用各种古籍经典来解释基督教的教义。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对于“耶和华”,可以用中华民族的“上帝”概念来代替,中国人对“天”的信仰深入骨髓,他的策略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由于利玛窦传教的效果非常好,这种说法就慢慢地定了下来,直到如今我们只知道上帝耶和华,不知道“昊天上帝”。

深圳社科院文化所副所长魏甫华则认为,杨鹏通过对中国典籍的梳理,发现了中国也存在过一个“上帝”,其内涵和《圣经》里的上帝一样。这已经有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证据,实际上对我们如何认识自身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涉及到近代以来中国语言和概念的污染问题,这已经导致了我们理解自身的文化存在断裂意识。所以,杨鹏先生梳理中国典籍中很多基本概念的本来含义,实际上对我们理解自身文化传统是非常关键的。”

东亚文化圈最容易敌基督,天主教进入日本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电影《沉默》里有体现,天主教最终和日本本地的神道教、佛教混合起来,变得模糊不清。唐代景教也是类似,借用了很多佛教和道教的文化元素,经过两百年的流传,最后完全被中国文化同化,消失殆尽,无法辨认。这样惨痛的教训,我们不得不警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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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江西景德镇学院人文系教授张慧敏却持有另一番看法。“我不认同作者所言的中国‘宗教的个体性’之说。杨鹏先生要强调的是宗教情绪凝结成的‘集体的组织能力’,且认为中国权力建制中有‘摧毁组织能力’之迹象。关于这点要厘清的问题很多,一时难以说全,仅举几点:其一,尽管在基督教的上帝膜拜中似乎出现某种‘集体’情绪,但不要忘记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强调的个体直面上帝之举。其二,貌似教会中的兄弟姊妹的大家庭之‘家’,其实存有对个体之家的否决(圣经中有耶稣对圣母之言)。也许杨鹏先生之‘摧毁’论来自当下政治与宗教的某些微妙现实,但对于‘源流考’偏离了论证之实。其三,关于‘祭天’、‘拜地’,一神与多神之论,可能需要审度。”

基督教入华几百年,当初翻译《圣经》使用中文“上帝”一词,但如今这个词已有了新的内涵,完全和中国古籍的“上帝”没有关系,专家学者、文化基督徒们要谨慎一些,因为当我们在谈论上帝的时候,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时代在改变,文化也要向前发展,但是祖宗的文化最好还是有所传承,否则我们民族就成了无根之萍,风浪大点就飘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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