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现在是历史地理

原标题:张伟然 | 历史地理学,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直到20世纪50年代,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转变才真正实现

内容摘要:可以说,直到这个时期,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转变才真正实现。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第一道分水岭是研究范围的变化。很多沿革地理不涉及的重要领域,如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在50至60年代,开始成为历史地理学引人注目的骨干组成部分。沿革地理研究的目标是知其然,而历史地理的研究则要知其所以然。一些历史学者只要选定一个历史地理的题目,仍旧像做历史学一样地做,也可以做出一些历史地理的研究。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它是地理学的年轻分支学科,与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有密切关系。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曾长期局限于研究历史人文地理,实际上其研究内容还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区域历史地理。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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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80多年来,基本上走了一个“之”字形。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沿革地理;学科;信息化;层面;先生;地理研究;学术;中国;疆域

关键词:

张伟然教授

1934年,顾颉刚先生与谭其骧先生发起成立禹贡学会时,提出要将传统的沿革地理改造成为现代的历史地理学,当时急需的是地理学的技术手段和思想资源。抗战中,史念海先生在重庆与顾先生讨论历史地理学该如何发展,顾先生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向地理学学习。显然出于同样的考虑,抗战后侯仁之先生留学英伦,学的就是源自地理学的历史地理学。20世纪50年代,在侯、谭、史三位先生的引领下,主要在地理学的支撑下,历史地理学得到迅猛发展。可以说,直到这个时期,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转变才真正实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各主要分支渐次展开。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教授

作者简介:

《学问的敬意与温情》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史学”推出(目前限时促销),特从中选取《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一文,跟随张教授一起了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过去与未来。

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第一道分水岭是研究范围的变化。沿革地理作为传统史部的一个门类,基本上只研究历代疆域政区沿革,此外虽兼及都邑、河渠,但并不占重要地位。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向后的部分,它的观念结构是按照地理学的思维体系展开的。很多沿革地理不涉及的重要领域,如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在50至60年代,开始成为历史地理学引人注目的骨干组成部分。

  直到20世纪50年代,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转变才真正实现

  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来说,20世纪是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因为尽管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但它出现并形成一门现代的学科却是在这个世纪里。从这一意义上说,20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就是它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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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道分水岭是研究精度的变化。沿革地理研究的目标是知其然,而历史地理的研究则要知其所以然。谭先生在《长水集》自序中提到其1962年发表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他自以为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原因就是其中包含了关于黄河历代河患原因的探讨。事实上,即使疆域政区研究,研究精度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沿革地理虽然研究疆域政区的历时性变化,但它只关注单个政区,而并不在乎同一时间层面上各个政区的并列状况。1955年,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采取对每个朝代设置标准年的做法。这就将传统的疆域政区研究提升到了政区地理的高度。

  回顾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80多年来,基本上走了一个“之”字形。

  一、 学科发展概述

历史地理学,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然而,从50年代到70年代,历史地理学迅猛发展的背后并不是没有问题。在当时主流地理学家的概念中,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并不完全是地理学的事,还牵涉到与历史学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互动。

  1934年,顾颉刚先生与谭其骧先生发起成立禹贡学会时,提出要将传统的沿革地理改造成为现代的历史地理学,当时急需的是地理学的技术手段和思想资源。抗战中,史念海先生在重庆与顾先生讨论历史地理学该如何发展,顾先生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向地理学学习。显然出于同样的考虑,抗战后侯仁之先生留学英伦,学的就是源自地理学的历史地理学。20世纪50年代,在侯、谭、史三位先生的引领下,主要在地理学的支撑下,历史地理学得到迅猛发展。可以说,直到这个时期,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转变才真正实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各主要分支渐次展开。

  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托名大禹,实际上产生于战国后期,但对历史地理现象的注意和记录在更早的著作中已可找到例证。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著作,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1],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至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世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的。

文 _ 张伟然

80年代,在文化复苏的大背景中,历史地理学出现了短暂的与史地两界均保持互动的良性局面。进入90年代,单一的学科管理模式从体制上切断了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联系,导致其发展出现了向历史学一边倒的倾向。

  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第一道分水岭是研究范围的变化。沿革地理作为传统史部的一个门类,基本上只研究历代疆域政区沿革,此外虽兼及都邑、河渠,但并不占重要地位。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向后的部分,它的观念结构是按照地理学的思维体系展开的。很多沿革地理不涉及的重要领域,如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在50至60年代,开始成为历史地理学引人注目的骨干组成部分。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代发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舆地之学(沿革地理)。到清代,沿革地理学的成就达到了高峰,是乾嘉学派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顾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80多年来,基本上走了一个“之”字形。

就学科的健康发展来说,无论是倒向地理学还是倒向历史学,向任何一边倾斜都是不行的。历史地理学本来就是一个以时间、空间和所研究对象为轴线而构成的三维思维体系,缺少或过于强调任一维度,都会严重影响这一思维体系的成立。

  第二道分水岭是研究精度的变化。沿革地理研究的目标是知其然,而历史地理的研究则要知其所以然。谭先生在《长水集》自序中提到其1962年发表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他自以为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原因就是其中包含了关于黄河历代河患原因的探讨。事实上,即使疆域政区研究,研究精度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沿革地理虽然研究疆域政区的历时性变化,但它只关注单个政区,而并不在乎同一时间层面上各个政区的并列状况。1955年,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采取对每个朝代设置标准年的做法。这就将传统的疆域政区研究提升到了政区地理的高度。

  毫无疑问,沿革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发轫于1900余年前的《汉书·地理志》,并可以追溯更长的历史;但是沿革地理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政区和疆域、地名、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求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没有形成一门学科,所以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1934年,顾颉刚先生与谭其骧先生发起成立禹贡学会时,提出要将传统的沿革地理改造成为现代的历史地理学,当时急需的是地理学的技术手段和思想资源。抗战中,史念海先生在重庆与顾先生讨论历史地理学该如何发展,顾先生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向地理学学习。显然出于同样的考虑,抗战后侯仁之先生留学英伦,学的就是源自地理学的历史地理学。50年代,在侯、谭、史三位先生的引领下,主要在地理学的支撑下,历史地理学得到迅猛发展。可以说,直到这个时期,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转变才真正实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各主要分支渐次展开。

我们进入了一个最好的时代,来到了一个前人从未梦想过的世界

  然而,从50年代到70年代,历史地理学迅猛发展的背后并不是没有问题。在当时主流地理学家的概念中,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并不完全是地理学的事,还牵涉到与历史学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互动。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在中国,这是在20世纪初叶才具备的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 “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1901~1904年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中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2]。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半月刊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由此后《禹贡》半月刊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的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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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时代不同了。80年代以前,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基本上停留在计量革命以前的阶段。那个时候地理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支撑,主要表现在科学理念层面;至于资料和方法,有一些,但有限。具体工作中,从收集资料到分析资料、解决问题,用的主要还是传统历史学的那一套。唯其如此,有些专题工作对于地理学的需求,事实上并不高。一些历史学者只要选定一个历史地理的题目,仍旧像做历史学一样地做,也可以做出一些历史地理的研究。

  80年代,在文化复苏的大背景中,历史地理学出现了短暂的与史地两界均保持互动的良性局面。进入90年代,单一的学科管理模式从体制上切断了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联系,导致其发展出现了向历史学一边倒的倾向。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3][4]。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教研室、研究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了。

1937年3月顾颉刚在一手创办的禹贡学会办公

90年代以来,由于GIS技术的发展,地理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辐射力,大大地提升了。这一辐射,首先是从表达层面,继而上升至资料处理层面,再上升至资料的分析和收集层面,再扩大至资料范围层面,再推进至问题形态层面,可以说,由技而进乎道,从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理念。历史地理学研究从文献描述阶段一跃而进入大数据阶段,差不多实现了一场技术层面的革命。虽然,目前数据的产出能力与现代地理学还不可同日而语,但历史潮流浩浩荡荡,这一技术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应用越来越广的基本态势已不可逆转。

  就学科的健康发展来说,无论是倒向地理学还是倒向历史学,向任何一边倾斜都是不行的。历史地理学本来就是一个以时间、空间和所研究对象为轴线而构成的三维思维体系,缺少或过于强调任一维度,都会严重影响这一思维体系的成立。

  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讨论,自20年代即已开始,一直延续到90年代。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5]。谭其骧、史念海对此均表示赞同。谭其骧认为它的研究对象与现代地理学完全一致,仅仅是时间上的不同而已;但同时又多次强调运用历史学方法和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不仅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利用成果,同时又能从历史文献中汲取丰富的、无法替代的泉源[6]。史念海也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7]。此外,黄盛璋提出历史地理学是介于历史与地理两门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尹国蔚以为它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8]。

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第一道分水岭是研究范围的变化。沿革地理作为传统史部的一个门类,基本上只研究历代疆域政区沿革,此外虽兼及都邑、河渠,但并不占重要地位。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向后的部分,它的观念结构是按照地理学的思维体系展开的。很多沿革地理不涉及的重要领域,如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在50至60年代,开始成为历史地理学引人注目的骨干组成部分。

毫无疑问,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让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各种交流较之以往频繁、密切了许多。90年代中叶以前,由于信息技术欠发达,大多数学者几乎处在一种“独学无友”的状态,生活节奏慢,与同行沟通不便。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交流的便捷度、信息的可得性与之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与人之间、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距离都拉近了许多。即使远隔千山万水、分在东西半球,信息分享都是瞬息间的事。

  我们进入了一个最好的时代,来到了一个前人从未梦想过的世界

  历史地理学界多数人赞成第一种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义的;但我们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和社会三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至于是否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不仅取决于这门学科的性质,还取决于已经获得的成果和地位。历史地理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地理学或历史学这些一级学科还无法相比,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只能是一门二级学科。学位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学科划分,实际上也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的历史地理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大多是从历史学中衍生和发展而来,而从属于地理学的机构和人员相对较少。所以,促使这种划分作出改变的根本性措施还是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本身的发展。

第二道分水岭是研究精度的变化。沿革地理研究的目标是知其然,而历史地理的研究则要知其所以然。谭先生在《长水集》自序中提到其1962年发表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他自以为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原因就是其中包含了关于黄河历代河患原因的探讨。事实上,即使疆域政区研究,研究精度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沿革地理虽然研究疆域政区的历时性变化,但它只关注单个政区,而并不在乎同一时间层面上各个政区的并列状况。1955年,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采取对每个朝代设置标准年的做法。这就将传统的疆域政区研究提升到了政区地理的高度。

我们进入了一个最好的时代,来到了一个前人从未梦想过的世界。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将历史地理研究做得更好,怎样实现历史地理学的快速增长,提升历史地理学的相对地位。

  所幸的是,时代不同了。80年代以前,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基本上停留在计量革命以前的阶段。那个时候地理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支撑,主要表现在科学理念层面;至于资料和方法,有一些,但有限。具体工作中,从收集资料到分析资料、解决问题,用的主要还是传统历史学的那一套。唯其如此,有些专题工作对于地理学的需求,事实上并不高。一些历史学者只要选定一个历史地理的题目,仍旧像做历史学一样地做,也可以做出一些历史地理的研究。

  历史地理的研究阶段是历史时期,其上限应该是文字的出现。在完全没有文字记载(包括间接的)的条件下,对地理现象的研究只能运用考古学或古地理学的方法。谭其骧生前一直认为,历史一般是从有文字记载开始的,所以才有所谓“史前时期”。讲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讲历史就只能是文字产生之后,所以他不赞成将历史地理研究提前到全新世,也不赞成将历史地理学与古地理学混淆起来。历史地理研究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但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故有学者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9]。

然而,从50年代到70年代,历史地理学迅猛发展的背后并不是没有问题。1979年6月,中国地理学会在西安召开“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会议后期各单位提出近期的研究计划,当年禹贡学会会员、时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的郭敬辉先生在闭幕式上说:“历史地理学的规划,在科学院不好列入。科学院主要是自然科学,国家科委也是自然科学。这个学科多数研究领域属于社会科学,应纳入社会科学的规划。希望历史所的同志回去反映一下,如能在社会科学院内建立一个历史地理研究所,一些事就好办了。”(《中国地理学会全国历史地理专业学术会议会刊》,中国地理学会1979年版,第10页)可见在当时主流地理学家的概念中,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并不完全是地理学的事,还牵涉到与历史学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互动。

当前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它给不同学科带来的机遇是严重不均的。有些学科适应性好,其辐射力会成倍增长。与此同时,有些难以适应的学科其发展前景会逐渐萎缩。在这个重新洗牌的当口,历史地理学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以最大可能赢得生机,是我们需要郑重考虑的问题。

  90年代以来,由于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发展,地理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辐射力,大大地提升了。这一辐射,首先是从表达层面,继而上升至资料处理层面,再上升至资料的分析和收集层面,再扩大至资料范围层面,再推进至问题形态层面,可以说,由技而进乎道,从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理念。历史地理学研究从文献描述阶段一跃而进入大数据阶段,差不多实现了一场技术层面的革命。虽然,目前数据的产出能力与现代地理学还不可同日而语,但历史潮流浩浩荡荡,这一技术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应用越来越广的基本态势已不可逆转。

  改革开放后的22年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取得长足进步和发展的时期。由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辑的大型丛刊《历史地理》(上海人民出版社自1980年起出版)出版了十六辑,以其学术水准引起了国内外广泛重视,进入世界上主要学术图书馆的收藏;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创办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是本学科唯一定期的学术刊物(季刊),至2000年底已出版了57期。在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协调下,已召开了十多次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复旦大学、陕西师大、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单位培养的数十位博士和更多的硕士已成为各研究机构的中坚力量和分支学科的带头人,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他们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原有的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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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学应该紧紧跟上地理学的步伐

  毫无疑问,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让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各种交流较之以往频繁、密切了许多。90年代中叶以前,由于信息技术欠发达,大多数学者几乎处在一种“独学无友”的状态,生活节奏慢,与同行沟通不便。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交流的便捷度、信息的可得性与之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与人之间、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距离都拉近了许多。即使远隔千山万水、分在东西半球,信息分享都是瞬息间的事。

  对学科理论的探索已经不限于学科整体,九十年代已深入各个分支,如对历史政治地理[10]、历史城市地理[11]、历史农业地理[12]、历史民族地理[13]、历史社会地理[14]、历史医学地理[15]、历史文化地理[16]、历史科技地理[17]、绿洲学[18]、历史地图编制理论等[19],都有论著问世,为各相关的分支的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础。

谭其骧

我个人觉得,作为为地理学提供长时段支撑的一个学科,历史地理学应该紧紧跟上地理学的步伐。数十年来的经验表明,虽然历史、地理两大学科门类对于历史地理学来说都不可或缺,但相对而言,地理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拉动作用更大、更显著一些。无论是学科理念、问题意识还是资料范围、技术手段,地理学的发展速率要远远快于历史学。它给历史地理学提出的问题和挑战,相较于历史学也更为丰富。因此,我们在保持与历史学良性互动的同时,更应密切关注地理学的最新动态。

  我们进入了一个最好的时代,来到了一个前人从未梦想过的世界。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将历史地理研究做得更好,怎样实现历史地理学的快速增长,提升历史地理学的相对地位。

  综合性的学科成果体现在三方面,其中最突出的当然是以《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代表的历史地图研制(详见下述)。

80年代,在文化复苏的大背景中,历史地理学出现了短暂的与史地两界均保持互动的良性局面。进入90年代,单一的学科管理模式从体制上切断了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联系,导致其发展出现了向历史学一边倒的倾向。

尤其有一点要着重指出的是,地理学是一门高度基于经验的科学。当今城市化、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国地理学的表现越来越趋同。要想让中国的地理学表现出足够的个性、特色,本土的地理经验特别重要。在这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天然优势。

  当前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它给不同学科带来的机遇是严重不均的。有些学科适应性好,其辐射力会成倍增长。与此同时,有些难以适应的学科其发展前景会逐渐萎缩。在这个重新洗牌的当口,历史地理学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以最大可能赢得生机,是我们需要郑重考虑的问题。

  其次是历史地名工具书的编撰。30年代臧励龢等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曾经是检索历史地名的最重要的工具书,流行数十年,但也越来越适应不了实际的需要。谭其骧、章巽等主编的《辞海·历史地理分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分别于1982年、1988年出版,并一再重印;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1996年出版)在《辞海》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改进和增补。由于这三种工具书中地名的定点都以《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过程中积累的研究成果为主要根据,质量可靠,是目前权威的历史地名工具书。分省的历史地名工具书则有浙江、广东、湖南三种[20]。即将出版的史为乐主编《新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在收录地名的数量和释文质量方面都将有巨大进步。

就学科的健康发展来说,无论是倒向地理学还是倒向历史学,向任何一边倾斜都是不行的。历史地理学本来就是一个以时间、空间和所研究对象为轴线而构成的三维思维体系,缺少或过于强调任一维度,都会严重影响这一思维体系的成立。五六十年代,侯、谭、史三位先生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部分,我揣测,他们的意图应该主要是强调历史地理学理当具有本色当行的地理学思维方式和研究能力,绝不意味着对于史料以及历史学研究方法的轻视。事实上,他们三位都出身于历史学,对史学的敏感早已深深地融进他们的血液,无论怎样强调地理学重要,都没有也不可能带来消极影响。这是那个独特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从这一意义而言,90年代以后将历史地理学单一地划归历史学,就出现了一些负作用。有些对历史地理学了解不深的人,常常会质疑地理学在历史地理学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一大独特之处是它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当前国际上的地理学,其学科范式根植于西方,对其他地区完全形成了碾压之势。过去我们总认为,中国学术相对落后,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不行。现在,中国国力已经增长至世界前列,再用经济来解释学术水平,已完全不能令人信服。我认为,这中间,首先需要提出本土的学术问题,形成一些新的学术概念。中国数千年的地理经验,作为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现在主要遗存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因此,要想让中国的地理学呈现出足够的本土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历史地理学人的努力。完全有理由相信,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性,将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提升而不断增长。

  历史地理学应该紧紧跟上地理学的步伐

  第三是历史地理通论性著作,目前至少已出版11种[21]。作者中的史念海毕生从事历史地理研究,成果涉及各个领域,他的著作以总结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主;邹逸麟、马正林积数十年经验,在重要的分支都有建树,其著作成一家之言,陈代光、施和金也不乏个人的创见。其他作者从事专业研究的时间和领域都很有限,有的刚入门,他们的书一般都是以编选概述已有研究成果为主,质量良莠不一,个别作者选择不当,或对成果的出处和资料来源没有作必要的说明。以中国历史地理学涉及领域之广、时间和空间跨度之大而言,即使个人穷毕生之力,也难以写出一部在各方面都有创见、都达到高质量的概论。谭其骧、史念海、陈桥驿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22]和邹逸麟主编的《中国人文地理·历史人文地理》[23],由各个分支的专家分别撰写,集众人之长,是当时学术成果的总结,反映了国内的最高学术水准,更具权威性。区域性的综合性研究成果至少已有5种专著问世,涉及黄淮海平原、河西走廊、荆楚地区、东北地区、苏北地区[24]。

所幸的是,时代不同了。80年代以前,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基本上停留在计量革命以前的阶段。那个时候地理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支撑,主要表现在科学理念层面;至于资料和方法,有一些,但有限。具体工作中,从收集资料到分析资料、解决问题,用的主要还是传统历史学的那一套。唯其如此,有些专题工作对于地理学的需求,事实上并不高。一些历史学者只要选定一个历史地理的题目,仍旧像做历史学一样地做,也可以做出一些历史地理的研究。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我个人觉得,作为为地理学提供长时段支撑的一个学科,历史地理学应该紧紧跟上地理学的步伐。数十年来的经验表明,虽然历史、地理两大学科门类对于历史地理学来说都不可或缺,但相对而言,地理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拉动作用更大、更显著一些。无论是学科理念、问题意识还是资料范围、技术手段,地理学的发展速率要远远快于历史学。它给历史地理学提出的问题和挑战,相较于历史学也更为丰富。因此,我们在保持与历史学良性互动的同时,更应密切关注地理学的最新动态。

  跨19、20世纪的学者如王国维、杨守敬等都不乏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杨守敬(1839-1915年),称得上是乾嘉以降沿革地理成就的集大成者,但毕竟没有能发展成历史地理这门新的学科。而自称“只开风气不为师”的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年)虽然不以历史地理为其主要研究领域,却以其开创历史地理研究之风的杰出贡献而被公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之祖。在他的教导和影响下,他的三位学生谭其骧(1911-1992年)、侯仁之(1911——)和史念海(1912-2001年)都成为这门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形成了上海、北京、西安三个研究中心。谭其骧、侯仁之都在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的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标志着他们的杰出成就和中国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获得了中国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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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有一点要着重指出的是,地理学是一门高度基于经验的科学。当今城市化、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国地理学的表现越来越趋同。要想让中国的地理学表现出足够的个性、特色,本土的地理经验特别重要。在这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天然优势。

  二、 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1980年代历史地理学的“三驾马车”与日本地图学史家海野一隆的合影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一大独特之处是它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当前国际上的地理学,其学科范式根植于西方,对其他地区完全形成了碾压之势。过去我们总认为,中国学术相对落后,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不行。现在,中国国力已经增长至世界前列,再用经济来解释学术水平,已完全不能令人信服。我认为,这中间,首先需要提出本土的学术问题,形成一些新的学术概念。中国数千年的地理经验,作为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现在主要遗存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因此,要想让中国的地理学呈现出足够的本土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历史地理学人的努力。完全有理由相信,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性,将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提升而不断增长。

  人文地理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在我国为虽然一直没有形成,直到近代才从西方引进,但对人地关系的论述和研究却已经有了很悠久的历史。先秦哲人已经对人地关系有所论述,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附录的《域分》、《风俗》中已经注意到了不同地理条件下的人文现象,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25]称得上16世纪的人文地理著作。20世纪以来,人文地理学已开始在中国传播,但在50年代后却被列为资产阶级的学说而被禁止,并完全仿照苏联在自然地理外只设经济地理一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

90年代以来,由于GIS技术的发展,地理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辐射力,大大地提升了。这一辐射,首先是从表达层面,继而上升至资料处理层面,再上升至资料的分析和收集层面,再扩大至资料范围层面,再推进至问题形态层面,可以说,由技而进乎道,从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理念。历史地理学研究从文献描述阶段一跃而进入大数据阶段,差不多实现了一场技术层面的革命。虽然,目前数据的产出能力与现代地理学还不可同日而语,但历史潮流浩浩荡荡,这一技术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应用越来越广的基本态势已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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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人文地理受此厄运,历史人文地理便只能胎死腹中,只有其中的经济部分得以幸存。建国后30年间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交通、产业分布和地区开发等方面,其中以侯仁之对北京城、史念海对关中及黄河流域的产业的研究成就最为显著。但在那时经济地理本身受到政治经济学和政治本身的过分干预,历史经济地理也难幸免。而且就大多数研究历史时期经济状况的论著而言,基本上还都是经济史实本身的考证和复原。

毫无疑问,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让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各种交流较之以往频繁、密切了许多。90年代中叶以前,由于信息技术欠发达,大多数学者几乎处在一种“独学无友”的状态,生活节奏慢,与同行沟通不便。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交流的便捷度、信息的可得性与之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与人之间、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距离都拉近了许多。即使远隔千山万水、分在东西半球,信息分享都是瞬息间的事。

  何谓历史地理学

  改革开放使人文地理在中国恢复了应有的地位,历史人文地理也得到蓬勃发展,在短期间内取得了丰硕成果。在20世纪末最后的十多年间,开辟了一个个新的分支如历史政治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城市地理、聚落地理、语言地理、社会地理、民族地理等,不断有新的论著问世;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也扩大了范围,加强了定量分析,运用了新的方法。

我们来到了一个前人从未梦想过的世界。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它是地理学的年轻分支学科,与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有密切关系。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曾长期局限于研究历史人文地理,实际上其研究内容还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组成部分首先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然后逐渐在中国传开。

  1990年,当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时,谭其骧就指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需要并可能研究的方面与门类颇为广泛,比外国要丰富得多,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国所特有的,因此他预言:“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分支之一,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26]。

我们遭遇了一个最好的时代。

  这是因为,首先,历史自然地理现象有相当一部分今天还有遗迹存在,可以用实地考察的方法或新的技术手段加以复原,而历史人文现象绝大多数是无法用实地考察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只能通过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考订来再现。在这方面,中国拥有堪称世界第一的最丰富的文献资料,可谓得天独厚。历史人文地理的资料准备阶段主要是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我们也有足够的经验。丰富的资料加上严密的考证,再结合现代化的研究手段,是高质量成果的可靠保证。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我觉得不仅是怎样将历史地理研究做得更好,而且是身处这样一个生命力极其旺盛的时代,怎样实现历史地理学的快速增长,提升历史地理学的相对地位。

  其次,与自然现象相比,人文地理现象的变化要快得多。例如我们可以找到不少几百年、几千年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的自然景观,却很难找到历久不变的人文景观。如果说自然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适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话,那么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适用时间要短得多,因为现状很快会成为历史,处于一个大转变时期的中国更是如此。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以往,所以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对象比自然地理要多得多,也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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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人文地理现象也有很大的延续性和继承性,所以了解或研究今天中国的人文地理现象绝对离不开对昨天的人文现象的了解或研究;而且由于人文地理的研究离不开人类的活动,而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比自然界复杂,个性多于共性,因而很难找到普遍适用的模式或方法。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需要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其他学科或其他国家的成果所无法取代的。

《中国历史地图集》

  以下就各分支的具体成果,作一简单概括:

当前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它给不同学科带来的机遇是严重不均的。有些学科适应性好,其辐射力会成倍增长。与此同时,有些难以适应的学科其发展前景会逐渐萎缩。在这个重新洗牌的当口,历史地理学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以最大可能赢得生机,是我们需要郑重考虑的问题。

  历代疆域、政区研究和地名考证

我个人觉得,作为为地理学提供长时段支撑的一个学科,历史地理学应该紧紧跟上地理学的步伐。数十年来的经验表明,虽然历史、地理两大学科门类对于历史地理学来说都不可或缺,但相对而言,地理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拉动作用更大、更显著一些。无论是学科理念、问题意识还是资料范围、技术手段,地理学的发展速率要远远快于历史学。它给历史地理学提出的问题和挑战,相较于历史学也更为丰富。因此,我们在保持与历史学良性互动的同时,更应密切关注地理学的最新动态。

  这些方面是传统的沿革地理的主体,自乾嘉以来从未间断,最易得到史学界的重视和运用。虽然并不一定需要新的方法,主要只能依靠文献资料,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实地考察是弥补资料不足、判断记载是否正确的重要步骤,对于边疆和偏远地区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在以往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交通比较便利的地区,一般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而在边远地区,经济文化落后,缺乏从事记载和研究的人才;交通的困难又使中原学者视为畏途,即使在太平盛世也鲜有人至。故对边远地区的记载要么完全付诸阙如,要么仅仅根据道听途说加上主观臆断或附会前人陈说率尔立论。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边远地区文化有了较大进步,进行实地考察也不再有什么大的障碍。80年代陆续进行的全国地名普查和各地新方志的修纂对政区沿革、山川变迁的研究提出了普遍的要求,也为开展这一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尽管这些工作往往还未摆脱“群众运动”的遗风,质量不尽如人意,但动员人员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是专业队伍根本无法企及的;而且以当地人研究当地,便于实地考察,容易发现历史记载的不实部分,只要方法得当,实事求是,完全可能取得空前丰硕的成果。

地理学是一门基于空间的科学,空间当然具有时间的属性。由于学科范式、学科训练的不同,地理学家对时间序列有很强的需求,可是一般并不擅长,需要借助历史地理学这个桥梁。除了当前与现代地理学对接得相对较好的气候变迁研究,地理学很多部门都需要历史地理学的支撑。例如文化地理,文化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离开历史谈文化,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相关学科的研究结果也给历史地理学者以巨大的帮助,其中考古学的作用最大。20世纪间对一系列古城、聚落、宫殿、寺庙、仓库、墓葬、长城、运河、道路、堤坝、烽燧等遗址的发掘和整理,使历史地理学者找到了一大批可靠的地理坐标,有的证实了史料的正确性,有的纠正了史料的错误,有的改变的后人的误解。有了这些坐标,还可以对相关的其他地点的确切位置作出合理的调整和推断,如鲜卑石室嘎仙洞的发现[27]、唐代含嘉仓的发掘等。另外,考古所发现的珍贵的文字或符号资料如地图、简牍、文书、碑刻、铭文、书籍等,也是相当重要的。例如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2100多年前的古地图,就给西汉初年长沙国南部的政区、地名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证据。对原来没有或很少历史记载的地区来说,考古发现就更为可贵。这是历史地理研究取得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迄今为止对考古成果的利用率还不是很高,这固然与历史地理学者重视不够有关,但一些考古成果长期不能正式发表则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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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政区研究方面,70年代及其以前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和《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1980年出版的王仲荦《北周地理志》,承乾嘉余绪而补《周书》无地理志之不足。1987年出版的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解决了清代以来许多学者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历史政区研究的一大突破,用“超迈乾嘉”来形容并非过誉。以后,相继有研究东汉、明代政区的专著问世[28]。牛平汉等编著了明、清两代政区沿革综表[29],而以《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为名的书至少有两部[30],分省历史政区沿革的著作则有湖北、安徽、山西、广西、宁夏、内蒙古、北京等多部[31]。

侯仁之手绘华北地形图

  在这一活跃领域里,发表的大量论文涉及到郡县制[32]、侨州郡县制[33]、路制[34]、府制[35]、行省制[36]的许多方面和行政区划划分原则[37]、州县等第变迁[38]、当代政区改革[39]等内容,其中有些是热点问题,有些具有突破性进展。前者如关于秦郡的考证,乾嘉以来无虑数十家。《汉书·地理志》原有秦三十六郡,但清人已发现内有后置者,王国维《秦郡考》[40]指出南海、桂林、象郡、九原四个后置之郡不在三十六郡之内,遂据《史记》纪传益以陶、河间、闽中、黔中四郡;谭其骧《秦郡新考》[41]则认为应补入陈、广阳、闽中、黔中四郡,并指出秦郡不必拘泥于某一数目,因为秦统一后对郡的建制有所增补。关于秦代有无九原郡、是否置有鄣郡,学术界也有争论[42]。后者见于《周振鹤自选集》[43]尤多,其《县制起源三阶段说》[44]将春秋战国县制起源划分为县鄙之县、县邑之县、郡县之县三个阶段,“由县鄙得县之名,由县邑得县之形,由县的长官不世袭而得县之实,这或者可以看成是县制成立的三部曲”。又如,胡阿祥对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六朝政区增置滥置、南朝内地的少数民族政区等问题都做了穷尽式的研究[45],从而使以前的同类成果相形见绌。

此外,有些领域表面看起来似乎纯粹是空间的东西,不需要历史。但事实上,只要了解历史过程就会发现背后很多深层的东西,不了解历史根本就不能理喻。中国农业,完全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遗产。中国的工业,看起来似乎只是较深地受到资源、交通、技术、市场等因素的制约,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大多也是由历史决定的。这都是历史地理学的用武之地。

  关于中国疆域的概念,直到二十世纪50年代还非常模糊,往往将中国与中原王朝等量齐观,因而关于疆域的定义并不十分确切。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者首先遇到了疆域问题上的一连串难题。主编谭其骧深入细致地剖析了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经过反复琢磨,直到晚年才发表了他的论文《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46]。他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国家,因而中国与中原王朝是两个不同概念:凡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任何一员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她所管辖和活动的范围,都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土;中原王朝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历史上除了清朝以外,没有一个政权曾经包括过所有中国的领土。这个观点,现在成了边疆史地研究的基本理论。在学术成果上,既推出了具有规模效应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又出版了一些零散但很有深度的学术专著。论地域,这些成果覆盖了西北、内蒙古、东北、西藏、云南、台湾、海南、钓鱼岛、南海诸岛等地,填补了不少空白;论民族,匈奴、鲜卑、乌孙、突厥、回鹘、吐蕃、渤海、南诏、契丹、西夏、大理、女真、蒙古、维吾尔、满、高山等族历史时期的疆域政区、活动范围或主要地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有的已经能画出比较精确的地图;论时代,涉及了夏、商直至明清各朝的全部或部分疆域,分裂朝代也不例外,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甚至像南越国边界、河曲十六州、唐代羁縻府州、明代辽东都司等这样偏僻但很有意义的专题,也有专门的论著问世[47]。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成就远非客观条件所能提供的极限。专业研究人员太少,其中受过良好的历史地理训练又通晓外语或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更少,对少数民族文字资料和国外研究成果的利用还很不充分,所以已有的成果还必须不断充实和修正。

与此同时,历史地理学还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直接为国家建设提供服务。相比于地理学其他分支,历史地理学有一个特点是它与社会现实的结合程度不那么紧密,这就容易在一些同行之间滋生一种倾向,重视做纯学术的探讨,而轻视应用型、应用基础型研究。近二三十年,差不多也就是历史地理学在学科管理体制中离开地理学的这段时间,历史地理学同行对于服务社会这一块远不如侯仁之、谭其骧、史念海诸先生年富力强时那样积极、主动。这无疑是有失偏颇的。

  不过这还不是历史疆域研究的主要困难。关心这一领域的人们一定已经注意到,尽管汉文史料十分丰富,但对中原王朝及整个中国疆域的研究却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进展;尽管近代的史料和档案更加丰富,但对清代疆域的研究却往往只是对旧说的注释,甚至是在维持自相矛盾的陈说;尽管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能够与学术界公开见面的却并不多。在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边疆多事之秋,在建国初期的特殊国际形势下,历史疆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因素的制约。但从50年代以后,继续混淆历史和现实、学术同政治的界限,将历史疆域的研究同现实政治和外交政策等同起来并列为禁区,就严重影响了这一分支的进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些现象已有很大改变,但尚未完全消除,以至学者视为畏途,某些方面后继乏人。只有将这一领域的禁区彻底开放,实行真正的学术自由,才能吸引优秀的青年学者,产生高水平的成果,才可能给政府提供有价值的决策依据。

侯、谭、史三位先生早就教导我们,历史地理学是有用于世的。关键在于求真知。无论哪种类型的研究,首先都要将学问做好。我觉得我们应该知行并重,坚持两条腿走路,处理好求知做学问与服务社会之间的关系。

  历史疆域政区和地名考证众多的研究成果,使包括专业人员在内的一部分人产生了两种错觉:

这就需要一个开放的心态,能够容纳多元的选择。相对于其他学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取向相对比较丰富。可以做很实用的研究,也可以做书斋式的学问;可以群策群力、互助合作,也可以纯粹自娱自乐。个人觉得,就一个学科来说,要想争取更多资源,获得更大发展,应该尽可能地面向社会,满足社会的需求,甚至应该制造需求;但就学者个人来说,则应该充分尊重个人的心性,以实现自我追求为最高目标。

  一是认为沿革地理发展了那么多年,现在又有那么多人在从事研究,该研究的课题都有人搞了,今后不会再有大的成就。由此衍生出来的是对前人和已有成果的盲目崇拜,对历史资料的盲目信从。实际上,行政区划和地名是在不断变化的,一个朝代中的某一年代无论是多么有代表性,也不能等同于整个朝代的不同阶段。迄今为止的记载和研究大多只限于某些年代,而其中又有不少错误,当代人的记载也在所难免。明清方志中的沿革部分大多互相抄袭,陈陈相因,讹误百出。不了解这些情况,一味迷信成说,不作认真分析和深入研究,只能增加新的错误。前人的工作远没有做完,何况还有大量课题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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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认为既然沿革地理是传统的旧学,历史地理学才是发展方向,再研究历史疆域政区和地名就缺乏意义。实际上,虽然沿革地理不等于历史地理,却是它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它的其他分支的基础。就像我们从事当代地理学的研究离不开一张精确的普通地图一样,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历史地理分支学科的研究离不开一张精确的当时的普通地图;而不掌握当时的政区和地名,这张地图是绝对画不出来的。而且中国20世纪以前的全部地理资料几乎没有以经纬度式的地理坐标来表示地点、方位的,都是以具体的政区和地名来作描述的,不准确决定这些地名的地理坐标,这些资料就毫无空间概念可言。我们经常发现一些用最新的理论和设备研究出来的结果,由于一开始就误解了原始资料的含义和其中的地名的正确范围或位置,因而成了无效劳动。

满志敏利用GIS技术与遥感数据研究推测的北宋京东故道。引自《北宋京东故道流路问题的研究》,《历史地理》21辑。

  即使是政区和地名的研究也可以并且应该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对疆域政区和地名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它们的空间和时间概念,即复原它们存在的时间及所代表的地理坐标和范围,还应探求它们变化的原因,找出规律。从学科的结构与分类来看,传统的沿革地理的主体部分——历史疆域政区和地名考证——应该发展成为历史政治地理。但到二十世纪末,这一新的分支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只能沿用传统的分类。

上文强调了历史地理学服务社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书斋式学问、纯理论探讨也必不可少,极为重要,是这种研究决定了一个学科的天花板。有些学科很实用,很有市场,但社会地位和学界评价并不高,究其原因,无非是其中的学术含量不够。因此,一味地强调学科的实用性,而忽视其学术深度、理论高度的话,不可能获得令人满意的增长。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到目前为止,历史地理学领域已产出一大批卓有建树的研究论著。抛开一些大型的集体项目如《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等不论,一些学者的个人著作也成就彪炳,足以流芳百世。其中最突出的当然是侯、谭、史三位先生的著作。可以预见,这些论著对于相关学界将长期持续地发生影响,其范围不限于历史地理学以及相关的地理学、历史学领域。近年来,“30后”“40后”“50后”历史地理学者的学术成就也日渐为世人所知,其学术影响日益看涨。这些,已经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地位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因而有关历史农业地理的史料极其丰富,在前人的论著中也多有涉及。但在70年代前的论著中,描述性的笼统叙述占了绝大多数,近20年来才有较快进展,史念海《河山集》(1—5集)内许多论文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开编,史念海承担了其中的农业图组的编稿。与在地图上全面显示中国历代农业区域的范围和各种农产品的分布的要求相比,当时已有论著根本无法满足。为了迅速填补这些空白,他提出“历史农业地理”的概念,呼吁开展历史农业地理的基础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在他的指导下,迄今为止共有14位硕士、16位博士以历史农业地理为学位论文选题,对历史上中国各省区农业地理综合特征进行研究,在各自研究的领域内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新作不断问世,使历史农业地理成为一门显学。

相对于80年代,当前历史地理学界虽然缺乏侯、谭、史三位先生那种量级的一个学术领袖群体,但整个学科的社会基础无疑比那时候壮大了很多。这样的形势,足以让我们信心满怀。

  迄今为止已出版的断代农业地理专著三部[48]、分区域历史农业地理专著十部,作者都出于史念海门下,基本都是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其中韩茂莉所著《宋代农业地理》探讨了自然条件对农业的影响、人口土地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与轮作方式的变化、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和黄河中下游、东南、荆湖、西南、岭南五大区域的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特征,是第一部断代农业地理专著,具有开创意义。吴宏岐著《元代农业地理》是这方面另一部专著。郭声波著《四川历史农业地理》[49]是第一部区域历史农业地理专著,填补了不少空白,也具有开创意义。资深专家们曾经预言:若各地学者均能像郭著那样以本省为范围作通贯古今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则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当指日可待了[50]。可喜的是,此后又出版了王社教、李心纯、陈国生、龚胜生、周宏伟、耿占军、萧正洪、马雪芹、李令福分别关于明代苏皖浙赣、山西河北、云贵川、清代两湖、两广、陕西、西部地区、河南、山东等省和地区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专著[澳门新萄京游戏平台,51],覆盖范围超过了大半个中国。

尤其有一点要着重指出的是,地理学是一门高度基于经验的科学。当今城市化、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国地理学的表现越来越趋同。要想让中国的地理学表现出足够的个性、特色,本土的地理经验特别重要。在这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天然优势。

  这一领域发表的论文有上百篇,有宏观综合的考察、有断代农业区域的综合研究,有对单一作物地理分布及其变迁的研究,其中史念海对黄河流域[52]、赵永复对河西走廊[53]、杜瑜对甘宁黄土高原[54]、司徒尚纪对广东[55]等地的农业地理研究,均是以地区为单元的探索;邹逸麟对蚕桑业[56]、钮仲勋与黄盛璋对矿冶业[57]、赵松乔对种植业[58]、李为对造纸业[59]等产业的历史地理探讨则属部门地理研究;而华林甫对唐代粟麦稻[60]、韩茂莉对宋代麦桑麻[61]、曹树基对清代玉米番薯[62]等作物进行断代的历史地理研究,均较以往对农作物的笼统研究向前迈进了一步,呈现出一番繁荣的景象。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一大独特之处是它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当前国际上的地理学,其学科范式根植于西方,对其他地区完全形成了碾压之势。过去我们总认为,中国学术相对落后,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不行。现在,中国国力已经增长至世界前列,再用经济来解释学术水平,已完全不能令人信服。个人认为,这中间,首先需要提出本土的学术问题,形成一些新的学术概念。中国数千年的地理经验,作为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现在主要遗存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因此,要想让中国的地理学呈现出足够的本土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历史地理学人的努力。

  历史农业地理的不足也是明显的。在客观上,有关史料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空白,并不是所有的历史阶段或所有的区域都可以找到足够的原始资料,甚至连间接的、起码的史料也没有。另外,有关要素如农产品的产量、赋税额度、人口数量、气候变化、灾害程度等缺乏可信的数据,多数情况下只有一般性的描述。就主观而言,如何科学地界定史料中记载的作物品种、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如何准确地划分各类农业区域,而不满足于直接根据史料确定某一地点的具体情况,都是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完全有理由相信,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性,将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提升而不断增长。

  广义的农业(大农业),应该包括牧、副、渔、林、果、药、杂等,历史农业地理自然应该覆盖这些方面,但已有的论著还较少涉及,或者完全没有。历史产业地理也不应限于农业,还应该有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等,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真正完整的历史产业地理。

本文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1期,原题《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3、历史人口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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